【編者按】何謂古籍，何謂古籍收拾，何謂古籍收拾作品著作權，何謂演繹作品，何謂古籍點校，何謂古籍校勘，何謂古籍數字化，何謂“實質性類似”，何謂復制，何謂抄襲，若何確定侵權的依據等等，這些都是在著作權糾紛中很是含混、不難出現不合的處所，乃至于在司法實踐中，雷同性質的案件，分歧法官對雷同證據資料出于各自分歧的懂得，做出完整相反的結論，嚴重影響到傳統文明推廣和傳播任務的開展。法學專家戴建志經過長期思慮和研討，寫了這篇學術論文，較好的答覆了上述問題。該文法理清楚，分析深奧，專業嫻熟，論述精準。全篇深刻淺出，從學理她從他懷裡退開，抬頭看他，見他也在看著她，臉上滿是柔情和不捨，還透著一抹堅毅與堅定，說明他去祁州之行勢在必行。和法理兩個層面探討了著作權的焦點和邊界，有利于解決長期以來困擾法學界的古籍收拾著作權糾紛。全文長達萬言以上，我們分兩期發布。
這里所說的古籍收拾，是指通過古籍分歧版本之間的點校，或應用其他古籍通校，寫出校勘記、施與標點和分段，實現古籍閱讀現代版的智力活動。古籍收拾可以產生著作權，這已經不需求做過多闡述。可是，實際生涯中有這樣一個問題被提出來了：著作權行使可以延至經過收拾的古籍自己嗎？答覆這個問題需求古籍收拾和著作權法兩方面知識。
一、古籍是一種特別的文字作品
確定著作權保護的客體，要考慮作品的種類、性質及其應用方法和范圍，而作為文字作品的古籍恰是在這幾個方面顯現了特別性。
第一，古籍是傳統文明的載體。中華平易近族文明延綿不斷，而此中古籍是傳統的、主要的承載方法，尤其是經典古籍，乃是中國人的焦點理念、品德崇奉和文明價值的淵源。好比二十四史，顧頡剛師長教師指出，“‘吾華有五千年之歷史！’此國人常作之驕傲語也。問以史安在，必將曰二十四史不充棟乎？”（顧頡剛：《二十五史補編·序》，開明書店193包養 6年版。）二十四史有野史之稱，是中國古籍的代表，位置高于其他史籍；其三千二百多卷，洋洋四千萬言，從第一部《史記》記敘傳說中的黃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記敘到明崇禎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歷時4000多年，其完全而連續的特征是世界上其他國家所沒有的。
第二，古籍屬于社會公共財富。古籍處在私有領域，是可以為公眾應用的作品。無論是紀傳史、編年史和紀事本末，還是典章軌制、方志地輿和學術史等，每一典籍都有本身的歷史佈景，只需打開古籍，就會被歷史氛圍所籠罩。好比，讀者可以從多個角度閱讀二十四史，由此清楚政治、軍事、文學、藝術、法令、典章諸方面的相關知識。有學者認為，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研討中國史取材之年夜本營。”（張立志：《野史概論·導言》，臺灣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毛澤東很是重視歷史，他認為研討中國歷史，“必須扎扎實實把‘二十四史’學好”。
第三，古籍不克不及肆意刪改。尤其野史，是用統一包養 的紀傳體編寫的，后人可以用多種資料考證典籍記載，決不允許刪改此中內容。在二十四史中，除了《史記》是“一家之言”的通史性質外，其他諸史均包養 為官方組織或授意編撰的斷代史。如《梁書》作者姚察歷經梁、陳、隋三朝，進隋后于文帝開皇九年授命編撰梁、陳兩代歷史。然其未竟而卒，臨終時遺命，囑其子姚思廉繼續撰史任務。按《四庫全書》規定，野史類“凡未經宸斷者，則悉不濫登。蓋野史體尊，義與經配，非懸諸令典，莫敢私增”。
第四，古籍需求現代化收拾。古籍是文明的重要傳承者，其自己是不成替換的。可是，通俗人普通很難接觸原始古籍，即便面對一部善本，也會碰到閱讀的困難。所以，要撥開歷史的塵封，透視古籍的胸無點墨，就必須對古籍做一番現代化收拾，如標點古籍、數字化古籍等，都是為了消除閱讀障礙，便利應用和流傳，實現古為今用的目標。
在確認古籍收拾著作權和鑒定侵權行為時，對古籍特別性的上述認識長短常主要的；缺乏了此中任何一項，解決起相關問題來就會有缺乏之感。可以說，作為文字作品，古籍的特別性使古籍收拾的創作活動更多地需求在專業技術層面予以闡述，好比古籍版本、校勘記、標點與分段等問題，它們是認識古籍收拾著作權，解決實際糾紛繞不過往的關節點；恰是它們之間的彼此聯系和彼此感化，才使我們有了這樣一個視角：收拾者與經過收拾的古籍之間存在著不克不及分離又必須分別對待的現包養 實關系。
二、古籍自己不是收拾者包養 的創作作品
依照著作權法第十二條規定“收拾已有作品而產生的作品”，其著作權由收拾人享有。在此，法條觸及兩種作品，即已有作品和依托已有作品而產生的作品。對古籍收拾來說，所謂“收拾已有作品”，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將散亂作品進行增刪、組合、編排、加工、梳理所構成的作品，而凡是是未經出書但內容又相對確定的作品；一類是對結構體例相對完全、內容相對確定的而凡是是已經出書的作品。這里要談的是對后一種古籍作品的收拾，即通過點校實現版本的現代升級。
古籍校勘是古籍收拾的主要任務。校勘不僅要廣蓄異本，並且要充足應用古本和氣本。這是歷史學家陳垣師長教師的體會。他認為，普通而言，一種古籍的版本當然是多多益善，版本越多，可供比較的各種異文資料也越多。可是，一部古本或善本對于校勘的感化更年夜，能夠比十部通俗的版本還有價值。為了敘述便利，這里還拿二十四史為例。收拾二十四史起首要解決的是選擇任務藍本問題，因為版本的種類、時代、優劣，直接關系到校勘任務可否順利。對現代人來說，二十四史有一個漫長積累的構成過程，特別是經宋元明清各代各自收拾過的部門，其自己是相對完全的。在此，有兩個版本最值得留意，一個是武英殿本，一個是百衲本。清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欽定二包養 十四史》，是中國現代野史最完全的一次年夜規模匯刻。毛澤東生前仔細閱讀，并做過評點的就是這個版本。毛澤東手不釋卷，反復閱讀，與之旦夕相伴24年。1936年擺佈印行的百包養網 衲本二十四史,是國學年夜師張元濟師長教師掌管收拾，由商務印書館影印完成的。張師長教師肩負“續現代文明之命，續平易近族文明之命”之責任，廣泛搜求各史最佳善本，“求之坊肆，匄之躲家，近走兩京，遠馳域外，每有所覯，輒影存之。后有善者，前即舍往。積年累月，均得有較勝之本。”（張元濟：《百衲本二十四史前序》，文載《20世紀二十四史研討綜論》，中國年夜百科全書出書社2009年版，第23頁。）故足以反應二十世紀後期各史通行最善本的面孔。因其全本系修補分解，猶如僧侶補衣綴服，故稱之百衲本。瞿林東師長教師說：“百衲本二十四史是精選歷代善本配補、匯合而成，使讀者得以一覽諸家善本的風采，有很高的文獻價值。”故足以反應二十世紀後期各史通行最善本的面孔。以后，中華書局1978年出齊的現代標點本二十四史，是勘校成績卓越，為海內稱贊的影響最年夜的簿本。值得留意的是，“標點本二十四史年夜部門采用百衲本作藍本”。（張人鳳：《張元濟和百衲本二十四史》，文載《編輯學刊》1993年第包養 2期。）參與標點二十四史的學者吳樹平師長教師指出：“一個負責任的校書家，應該從實際情況出發，擇善而從。新本二十四史的收拾者就是本著這種精力來選擇藍本的。經過分歧版本之間的對比研討，《后漢書》以商務印書館影印的南宋紹興本作為藍本，《南史》、《北史》以商務印書館影印的元年夜德本為藍本。這些元宋刻本、訛誤較少，確定為任務藍本，無疑是妥當的。”（吳樹平：《新本二十四的校勘》，文載《讀書》，1979年第9期。）
古籍藍本就是收拾作品中的“原有作品”，雖然會有字句訛誤但依然合適現代法令意義上的作品概念。古籍收拾要做的就是盡量求是存真，恢復古籍內容的原貌。王紹曾師長教師在《〈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收拾緣起》一文中將標點二包養網 十四史本與影印百衲本作比較時說：“校本與影印有區別，校本以求是為目標，固當改字而出校記，以明所依據；影印本則以存真為原則，如確知元宋舊本有誤，當一存其真，而以校勘記提醒之。”這里觸及古籍收拾的目標和方式問題：第一，為達“求是”之目標而施以“改字”之方式，或為達“存真”之目標而施以影印之方式。古籍收拾者不克不及“視古籍為己出”，不克不及妄自修正古籍內容，或減縮卷數，或儳進其他資料，或隨意增補字句，甚至將本身的創作風格、技能融進古籍，改變古籍的內容及表達方法。正因為這般，雖然古籍藍本經過點校前后有所分歧，可然而，令她驚訝和高興的是，她的女兒不僅恢復了意識，而且似乎也清醒了過來。她居然告訴她，自己已經想通了，要跟席家是并沒有產生著作權法意義上的新作品，古籍作品獨立的法令位置，古籍的性質、古籍的內容、古籍的體例并沒有因為點校活動而有所變動。第二，對版本字句訛誤的處理，需求收拾者作校勘記說明改動的來由或指出此中的瑕疵。點校古籍的正確與否是相對的，要看收拾者把握怎樣的相關資料。面對版本點校，有專家說“這樣處理能否恰當，很難自負，盼望讀者斧正”，充足體包養 現了專家對歷史負責，把科學精力貫穿于古籍收拾的始終。（中華書局《北齊書·點校后記》。）假如必定要改動藍本字句，凡是需求進行技術處理或加載校勘記予以說明。在對二十四史中的《元史》進行點校時，專家對“改動藍本的處所，用方圓括號表現（圓括號內小字表現刪，方括號內的字表現補），并附簡要的校勘記。”（中華書局《元史·出書說明》。）這樣處理問題的目標就在于保存藍本原況，增添點校的學術價值。專家認為，元史成書敏捷的緣由之一，是編修者照抄元代各朝實錄、經包養網 世年夜典、元勳列傳等官修典籍，除了刪節以外沒有下幾多功夫。對史學家來說，實際上這是一件功德，因為“元史編者們便無意中更多地保留了元代史料的原貌”，從而增年夜了史料價值和確切性。這也說明古籍收拾中對古籍版本的“求真”，是收拾者的基礎尋求。
應該強調的是，原作品與演繹作品是有區別的。所謂演繹作品，是在已有作品的基礎上經過創包養網 造性勞動而派生出來的作品。“從主體分化產生出來”，是“派生”一詞的含義。就是說，演繹作品是對主體原作品的改編、翻譯、注釋、收拾的創作性活動而推生出來、可以獨立存在的新作品。這一點與原作品的復制與再現有最基礎分歧。從著作權法第十二條規定中，我們可以明白地包養網 看到古籍收拾活動中需求充足地尊敬古籍。第一，通過對原作品演繹方法的列舉，可知原作品的不成動搖的法令位置，即無論是不改變基礎內容的將原作品變成另一種類型作品的改編方法，還是將原作品以另一種文字、符號、語言表達的包養 翻譯方法，以及對原作品進行注解、釋疑、闡明的注釋方法，都沒有傷害、變更原作品的內容。同樣事理，與改編、翻譯、注釋一同作為法令列舉的演繹方法——收拾方法，也不克不及傷害原作品。第二，通過“但書”表白，改編、翻譯、注釋、收拾者“行使著作權時不得侵略原作品的著作權”。演繹作品的著作權人只能對其改編作品、翻譯作品、注釋作品、收拾作品享有著作權，而對被演繹作品不享有任何權利。同時，演繹作品的著作權人不克不及禁止其別人對統一作品進行演繹。雖然，古籍自己不觸及著作權問題，可是它的主體位置（原作品位置）長短常明確的，不論是在古籍收拾過程中還是收拾之后，應始終堅持古籍內容的完全性。
古籍作品不克不及成為演繹作品自己；不克不及因為有演繹作品的存在，就限制了古籍作品的應用范圍。american版權法103規定：“演繹作品的版權僅限于該作品的作者撰寫的部門，以區別于該作品中所應用的原有資料，並且不料味著對原有資料享有任何專有權。”（萬鄂湘主編：《國際知識產權法》，湖北國民出書社2001年版，第75頁。）這里講的是一個法理。古籍收拾中出現的校勘記、注釋、出書說明和校后說明，毫無疑問，這些文字享有著作權。可是，不克不及因為它們的存在，就捆綁了原作品，把它們作為演繹作品創作的一部門。當然，收拾古籍不是必定要有校勘記，要根據具體情況而定。收拾二十四史之一的《北齊書》的專家說：“我們以三朝本、南本、殿本為互校的重要簿本。為了防止煩瑣，在三種簿本內互校，擇善而從，除少數需求說明者外，普通不出校記。”（中華書局：《北齊書·出書說明》。三朝本，系元明兩朝補版的南宋刻本。南本，系明萬歷年間南京國子監刻本,與北京國子監刻本的北原形對而言。）即使這般，收拾者也在點校后記中說明了這個情況，使勞動結果有了歷史記錄，也使這一思惟內容因表達方法的獨創享有著作權保護。
三、校勘記是古籍收拾著作權的實質
古籍作品可以視為客觀事實性作品，其特征是，只需具備必定的專業知識和技巧，在古籍收拾活動中就可以證實作品內容的歷史性、客觀性，從而表現收拾結果的類似或分歧性。所以，在處理著作權糾紛案件中，應把考核重點放在古籍收拾的實質性內容上，而這一內容在古籍校勘的活動中表現最為充足。
第一，校勘是古籍收拾的重要環節。古籍閱讀講求善本。凡是說，版本的年月越靠前（俗稱舊本）內容記載越保險，這是因為過往的手任務坊的刻字印刷，受技術條件的限制，文字上出現訛誤、脫漏、衍文、顛倒的錯誤是不成防止的。當然，也不消除人為破壞。明末清初思惟家顧炎武在《日知錄·改書》中曾痛斥坊間刻本對古籍的改竄，他說：“萬歷間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不知其人，不論其世，而輒改其文，謬種流傳，至今未已。”（引自張舜徽《中國現代史籍校讀法》，上海古籍出書社1980年版，第136頁。）于是，讀書人經常喟嘆善本難求。也正因為這般，校勘學在中國傳統學術中占有主要位置。特別是對古籍的現代化收拾，通過校勘古籍，彌補缺乏，就成為必不成少的條件。
第二，校勘是古籍收拾的最深用力。收拾古籍的創作功力集中體現在校勘上，而校勘記是其智力活動的主要文字記載。好比，張元濟師長教師因百衲本二十四史而作《衲史校勘記》百余冊，終于實現其“重校訂史之愿”。1930年，胡適師長教師在致信中說：“惟師長教師的校勘，功力最勤，功用最年夜，千萬不成不早日發刊。若能以每種校勘記附于每一史之后，則此書之功用可以增添不止百倍。”（引自張舜徽《中國現代史籍校讀法》，上海古籍出書社1980年版，第48頁。包養 ）二十四史正因為有了校勘記結集，或許把校勘記直接附在相關卷冊之后，則培養了史書自己價值的進步，即閱讀價值、研討價值等因讀者閱讀目標的分歧顯現其效能的擴年夜。校勘記位置之所以主要，全在于它是古籍收拾的難點；難就難在校勘者必須具備的專業素質上。這里借用兩段學者的觀點來說明。胡適在《清代學者的治學方式》指出：“校勘學是用科學的方式來校訂古書文字的錯誤……校勘學的主要功夫在于‘評判’。”陳垣師長教師曾援用段玉裁的話說：“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定其長短之難。”這就是所謂的理校法。陳師長教師說：“遇無古本可據，或數本互異，而無所適從之時，則須用此法。此法須通識為之，否則鹵莽滅裂，以不誤為誤，而糾紛更甚矣。故最高深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所以，陳師長教師在古籍校勘時掌握一個原則，就是：“非有確證，不敢藉理校而憑臆見。”他堅決反對以理校為捏詞而隨意改動古籍的行為，認為只要學問淵博深摯的通識之士，才幹應用理校法。
第三，校勘是古籍收拾目標的最終實現者。修補一副古畫不克不及隨意改變此中的顏色，哪怕是一個部分，嚴肅的、負責任的專業任務者都要在考證原有色調的基礎上力圖恢復原貌，并通過必定情勢加以說明，防止誤導觀賞者。否則，還不如保存歷史滄桑的痕跡，由人們各自行處理解、想象為古畫補上的色調。古籍收拾也是這包養 樣。張舜徽師長教師說：“現代歷史書籍，在傳寫過程中，偶爾脫失落雖止一個字，而所惹起的后果，非常嚴重。必須仔細校勘，才幹恢復它的本來臉孔。”（張舜徽《中國現代史籍校讀法》，上海古籍出書社1980年版，第107頁。）古籍收拾的最基礎目標，是恢復古籍的本來臉孔，而要達到這個目標的方式就是校勘。古籍校勘有一套嚴格的專業規則。如《元典章校勘釋例》，它是陳垣師長教師在校勘《元典章》基礎上總結歸納綜合了校勘學中一些帶有廣泛性的現象與校勘方式，是校勘學的一部主要著作。他說，古籍收拾中有本校和他校兩種校勘法：“本校法是在對全書內容、體例包含作者情況深刻清楚和研討的基礎上，在沒有別的版本可供校勘的情況下，采用本書前后互證，以發現牴觸之處。”而他校法則是應用與其親密相關的史籍、類書等找到糾正訛誤的根據，恢復古籍的本來臉孔。至于對史實的糾謬正源則不在勘校之列。
第四，校勘記是古籍收拾的傳承依據。為后人研討和懂得供給第一手資料，是古籍校勘的歷史感化。記得有位學者說過：“通過寫作，參加後人未竟的事業。”（馮象：《木腿正義》，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7年版，第307頁。）當校勘記提醒了古籍版本之間的互文指涉和借用傳承關系的時候，就很好地說明了古籍收拾這項事業的真正意義。梁啟超師長教師就看到了古籍校勘的傳承關系，他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勘校之學，為清儒所特擅，其得力處真能發蒙振落。他們注釋工夫所以能加緊密者，年夜半因為先求基礎于勘校。……所以清儒這部門任務，我們不克不及不竭誠感謝。”張元濟師長教師的《衲史校勘記》借鑒了後人的研討結果，而其校勘記也為后來的標點二十四史供給了經驗。在標點二十四史中“有10種在出書說明中注明在包養網 校勘時應用了張元濟的《包養 衲史校勘記》”。（張人鳳：《張元濟和百衲本二十四史》，文載《編輯學刊》1993年第2期。）而標點二十四史不僅發揮了當時第一流專家的優勢，也是以培養了一批學者，特別是留下來大批的校勘包養 記，為今后的學術研討，為古籍收拾的傳承奠基了堅實的基礎。
第五，校勘記是古籍收拾的智力結晶。校勘記屬于文字作品，凡是表現為兩種情勢：一種是集中于獨立的出書物中，如張元濟的《衲史校勘記》，一種是疏散于所收拾的古籍中，如標點本二十四史，除《史記》外各史都撰寫了校勘記。校勘記的“表達情勢”具有獨創性，而獨創性恰是著作權法規包養網 定的作品應具備的受法令保護的實質性條件。相對于古籍來說，校勘記是原來沒有的，是通過包養網 收拾者的創作完成的新作；以校勘記為焦點的獨立創作作品還應包含出書說明、點校后記等，它們特別的文字表達情勢，集中反應了古籍收拾專業活動的特點。正像參與者所說，二十四史點校中的校勘結果，“更集中的是反應在每卷所附‘校勘記’里。”（中華書局二編室：“談談二娘坐在轎子上，一步步被抬到未知的新生活無關。十四史的收拾”，《中國出書》1978年第4期。）校點《元史》的專家說：“在較為充實的各種資料的基礎上，全書撰寫了2600多條校勘記，這是全體收拾者多年血汗的結晶。”（亦鄰真、周清澍：“校勘是做好標點的基包養網 礎”，文載《20世紀二十四史研討包養網 綜論》，中國年夜百科全書出書社2009年版，第75頁。）標點二十四史校勘記觸及兩個內容：交接對古籍的改動的根據和來由，或許提出問題，指出歧義點，年夜部門還提出點校者的判斷和意見。（中華書局二編室：“談談二十四史的收拾”，《中國出書》1978年第4期。）由此可見，這些內容觸及的都是收拾古籍中的主要問題，勘校者不下一番工夫是不成能作出校勘記的。所以，在司法“實質性類似”的侵權判斷實踐中，應更多地體現在校勘記的對比上，更多地體現在反應古籍收拾專業活動的其他文字記載的復制與抄襲的認識上。
四、標點與分段是收拾者閱讀、懂得古籍的記錄
古籍收拾少不了校勘與標點的任務，兩者可以簡稱為校點或點校。它們的分歧就在于任務的主次上：校點，以校勘為主標點為次；點校，則以標點為主校勘為次。兩種方式在古籍收拾中都是需要的，需求根據具體情況給予任務上的側重。可是，可以確定地說，校勘是做好標點的基礎：沒有校勘，單純的標點，學術意義會遭到減損，甚至遭到質疑。
“學識若何觀點書”，這是前人的話。現代教導有所謂“離經”內容，就是重視讀書中的句讀（句絕句斷）。（張舜徽：《中國現代史籍校讀法》，上海古籍出書社1980年版，第15頁。）可是，后來人很少應用句讀符號，這一是因為刻書時省事省簡，二是讀書人不愿做“章句俗儒”，以為標點文章下降成分。這般包養網 做法，真是給后人帶來諸多未便。在沒有現代標點之前，歷代古籍校勘和研討斷代史的人曾留下了良多關于閱讀古籍的著作。即便這般，對古籍作品的標點也依然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智力活動，是古包養網 籍收拾的基礎功。吳小如師包養 長教師在《古籍點校疑誤匯本》中曾說：“以一個人所費的時間、精神而論，標點一千字決不比寫一篇千字文省時省力。”依照現代漢語習慣，在劃分文字段落基礎上，對語句進行標點，為現代人清楚古籍內容供給閱讀幫助，這是一個好事無量的工作。在此，有兩種精力最值得稱道：第一，對讀者負責任的精力。實際上，標點古籍是一項專業性與普及性彼此結合的任務，對標點古籍的重視是權衡責任心的一個標準，這是許多古籍收拾者包養網 的見解。參加二十四史收拾的專家唐長儒、陳仲安曾撰寫過一篇不長的文章，題目叫《標點本為讀者供給便利》，文中說：“我們按文義劃分段落，區分句讀，讓讀者易于懂得……使讀者省出一些斟酌文字的時間”。（瞿林東主編：《20世紀二十四史研討綜論》，中國年夜百科全書出書社2009年版，第71頁。）在此，文章還對“標點對史學專業任務意義不年夜，假如標點錯了，反而誤事”的觀點持否認態度。第二，實事求是的科學精力。在古籍收拾中，一時沒搞明白的問題，絕不輕易揣度，而是保存原文留待以后解決。參與收拾二十藍玉華自己並不知道，在和媽媽說這些事情的時候，她的臉上不由露出了笑容，但是藍媽媽卻看的很清楚，剛才她突然提到的四史的專家曾說：“如《新五代史·四夷附錄·黨項傳》中有一連串族名，屢經查核，也沒有獲得解決，只好存疑，未加標點。”（趙善詒、蔡尚思：《要有實事求是的態度》，文載《光亮日報》1978年6月1日。）
經過標點和分段的古籍能否著作權保護的對象，或許說，對古籍的標點和分段活動能否屬于創作過程？這是一個被廣泛問及的問題。蔡美彪師長教師在回顧標點《資治通鑒》的文章中說“標點古籍需求逐句逐字懂得原義，實際上也是對古籍的一種注解，不是文字注解而是符號注解。”（引自莊建：“古籍收拾點校結果，應受更好保護”，文載《光亮日報》2012年09月16日。）這是對古籍標點的本質歸納綜合，此中有兩層意思：一講正確標點古籍的條件是逐句逐字地輿解古籍原義；二講古籍標點的性質就是對古籍的一種符號注解。就是說，標點古籍先要懂得，然后才幹通過符號表現懂得的結果。可見，標點的活動表現在“讀”的專業性上，即讀懂古籍和發現問題。讀懂，并在古籍文字間留下標點符號；看清，并對古籍文字劃分段落（至于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則要交給校勘記往說明）。可以說，標點和分段是對古籍內容懂得的內在表現，是對古籍懂得過程的記錄，是閱讀文字的輔助東西或方式。
依照著作權法的普通原則，可以明白著作權的客體是作品，而作品創作是指直接產生作品的智力活動。單獨的古籍標點和分段不克不及構成作品，也不克不及構成古籍內容的獨創部門。標點只要與文字結合才構成文字作品的要素，分段只要與文字結合才具備實施的條件。古籍文字是後人原創留下來的，標點和分段是后人懂得古籍之后施加上往的。假如我們說古籍是一起配合作品，後人與后人是一起配合創作者，這的確是一個不合適邏輯的實例；假如把尊敬常識作為一個基礎態度的話，我們會說沒有標點與分段，古籍作品依然成立，即古籍的基礎表達情勢（內容、體例、結構、文字表現）不因標點和分段而有實質性改變，甚至成為另一部承載收拾者創作意志的新作品。換句話說，古籍那些故工作節、人物抽像、典章軌制等內容的表達具有獨創性，與閱讀文字的輔助東西或方式沒有關系：正確的標點與分段，會引導讀者正確地輿解古籍內容，而不正確的標點與分段，能夠會或許最基礎不會誤導讀者懂得古籍內容，因為這是由讀者閱讀古籍才能決定的。
有四個很是現實的緣由，決定法令不克不及把對古籍的標點和分段視為創作。第一，我們很難想象通過撒豆（標點）、分塊（分段）的圈處所式，把承載傳統文明的古籍分田到戶，從而拉起“知識產權封鎖線”的后果。古籍收拾任務需求發展，古籍自己需求被應用、被流傳，而把古籍束之高閣起來，對古籍收拾事業的多元發展是晦氣的。第二，不克不及因為擴年夜解釋著作權保護范圍而下降了古籍收拾的焦點創作水準。著作權法保護古籍收拾者的著作權帶有暗示性，即只要那些具有獨創性的收拾活動才是主張權利的充足來由。假如過分強調對古籍的標點和分段的所謂創造性，不僅會誤導社會公眾對著作權保護的單方面懂得，還會在實際中出現權利行使背離軌制創制目標的現象。第三，著作權法保護作品思惟、情感表達情勢的獨創性，而不是對作品思惟內容懂得的水平。古籍的句讀符號是公認的幾種，應用規則也屬于常識，無論符號自己還是應用結果都談不上獨創性。第四，把古籍標點上的分歧或所占比例幾多作為權衡復制和抄襲侵權判斷的依據，實踐中很難具體操縱，因為只需懂得了古籍內容，無論是專業人員還是通俗讀者，對標點和分段的實施結果應該是趨同的或年夜致雷同的。在此，鑒定哪一個分段是收拾者的創作，哪一個標點不是借鑒了別人的研討結果，的確是無法權衡的工作。
五、數字化是古籍收拾的發展趨勢
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絕後的古籍收拾任務要算是點校二十四史現代本了。從1958年開始“前四史”校點，到1978年“二十四史”出書完畢，前后歷時20個年齡。在這個過程中，始終體現了國家氣力的投進，其表現為：一是國家領導人直接唆使和關懷。曾在1935年就指出歷代野史“為中國歷史事實之所薈萃”的歷史學家顧頡剛師長教師在《歸功毛主席，歸功周總理》一文中說：“束縛后，我們黨非常重視古籍收拾出書任務，毛主席親自指示收拾出書二十四包養 史，周總理作了許多主要唆使。1974年4月初周總理唆使點校二十四史任務由我總其成。我聽到這唆使，興奮、感謝和慚愧的心境交織在一路。”（瞿林東主編：《20世紀二十四史研討綜論》，中國年夜百科全書出書社2009年版，第67頁。）二是國家成立專門小組確保出書機構的落實。1958年，國務院古籍收拾出書規劃小組成立，指定中華書局為該小組的辦事機構，承擔國家級古籍收拾任務。三是國家調集史學精英確保專業人員的參加。當時，“以中華書局為依托，中國科學院的一些研討所和許多高級學校的學者們配合參與對二十四史的點校任務。”（瞿林東主編：《20世紀二十四史研討綜論·總序》。）如1963年，點包養網 校任務碰到困難，國家正式發文，從全國各地高級學校抽調人員參加史籍收拾。即便在文革期間，周恩來總理消除阻力，調集斷代史研討的第一流專家，繼續開展史籍校點包養網 任務。標點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收拾出書是史學界的年夜事，也是現代中國人的幸事，沒有老一代國家領導人的支撐，沒有全國史學精英的奮勉，是很難做成這一事業的。
隨著時代的發展，對古籍收拾的請求也在進步。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關于深化文明體制改造，推動社會主義文明年夜發展年夜繁榮若干嚴重問題的決定》提出，要建設優秀傳統文明傳承體系，此中有兩項任務要做：一個是加強文明典籍收拾和出書任務；一個是推進文明典籍資源數字化任務。對于前者，我們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對于后者，我們還在研討、探討過程之中。
從世界歷史看，著作權軌制與新技術出現有親密關系。歐洲15世紀的活字印刷技術為著作權軌制的樹立供給了客觀條件。自此以后，攝影技術、錄音技術、電影技術、廣播技術和電視技術等技術的出現與發展，都曾給著作權保護軌制帶來挑戰。但是，也正是以慢慢進步了人們對知識產權的認識，在堅持其基礎原則的基礎上，著作權法的內容不斷地獲得充實。（沈仁干：《版權絮語》，海天出書社2001年版，第167頁。）著作權軌制的正義重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對作品創作者、傳播者、作品應用者行為的法令設定，一個是對作品創作者權利與作品傳播者、應用者權利之間關系的法令調整。每當法令面臨尷尬地步的時候，恰是通過確定權利范圍，把著作權的強保護和弱保護的方法結合起來之時。
深化古籍收拾的法令認識，需求在知識和思惟上開拓視野。數字技術尤其是網絡技術發展不僅使數量龐年夜的古籍可以新的載體情勢出現，也成為增強人們對信息的儲存、分類、過濾、獲取和傳播才能的主要手腕。古籍數字化為學術研討開辟了一條新途徑，成為古籍收拾的發展標的目的：對版本進行比較、甄別，對古籍字數的統計，字頻、詞頻的統計，對異體字的匯集，對圖表的加載等，極年夜地進步了信息自己的價值；尤其是樹立古籍善本全文數據庫，可以為學術界供給更貼近現代學術的典籍資源。
把數字技術引進古籍收拾，有三個問題是應該提到的：第一個問題是著作權保護要為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服務，既要反對不正當競爭的盜版行為，又要避免阻礙競爭的壟斷現象，正視計劃經濟時期的特別原因，實現權利分派的有序、公道，堅持著作權制約的動態均衡，更好地通過古籍收拾弘揚平易近族文明，振興平易近族精力。第二個問題是雖然古籍是公共財富，可是應用經過收拾，特別是已經標點或分段的古籍自己（不含校勘記等），也應該通過必定情勢向讀者說明。這不僅是對古籍收拾者的尊敬，同時也是向讀者負責，因為閱讀古籍是講究版本的。當收拾古籍構成了本身的特點，有了可以作為歷史版本的資格，就要在應用說明中注明版本出處，以此說明古籍包養網 收拾事業的傳承性質。第三個問題是古籍收拾的數字技術決不是簡單的文字復制，需求對文本進行數字結構標準化處理，這樣才幹保證各種檢索系統隨著指令運轉。所以，對于那些嚴肅而富有專業精力、熱情而富于進取的數字化古籍收拾的開拓者，要堅持足夠耐煩和寬容心態；尤其在法令沒有明確規定時，擁有這種心態是無益的，因為中國經濟轉型和社會進步，更多地感覺到他們的時代氣息，以及由此而來的持續、高效的發展氣力。
（作者單位：《國民司法》雜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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