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五禮通考》收拾本說到收拾《讀禮通考》
作者：虞萬里（上海路況年夜學人文學院特聘傳授）
來源：《歷史文獻研討》包養一個月價錢第46輯
五禮文獻，散在經典、注疏、政書、類書、文集和專著，浩瀚難檢，每爲學者所嘆。朱熹已說，“禮樂廢壞二千余年，若以年夜數觀之，亦未爲遠，然已都無稽考處。后來須有一個年夜年夜底人出來，盡數拆洗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此語爲吳必年夜在淳熙十五六年（戊申、己酉）所記，時朱熹年屆耳順，學問已臻極致，深入認識到古禮難讀難治。但說要拆洗古禮從頭編纂，“須有一個年夜年夜底人”來做，不知在何時，當然不會說是本身，可見其時雖深感需求卻未必有編纂《儀禮經傳通解》（下簡稱“通解”）之設想。但其紹熙五年（1194）閏十月《上乞討論喪服札子》時，有門人致疑而未能折服，及后見《鄭志》有明文，方知經文未備，而有待于傳注之補充。于是不數日即《上札乞修三禮》，“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于《禮》者，皆以附于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這應該就是《通解》屬稿的動議節點和撰著體式，時距吳記已過五年。原來盼望有一位“年夜年夜底人”來做，現在則當仁不讓，不得不出來承擔一個“年夜年夜底人”的歷史責任。
圖為南宋刻本朱熹著《儀禮經傳通解》書影
朱子掌管編纂的《通解》雖未能及身完成，但其將《儀禮》《禮記》拆洗一番，并附以經史雜書資料的纂例與體式，卻爲后來包養一個月價錢“年夜年夜底人”所繼承、修改與發展。《通解》說拆洗《儀禮》《禮記》，但還包養價格是按篇按類編録，如將《冠禮》《冠義》，《昏禮》《昏義》，《鄉飲酒禮》《鄉飲酒義》等《禮記》中解釋《儀禮》的篇章挨次編録，也將有聯系的相關篇章匯集一卷，如《五宗》和《親屬記》，《士相見禮》《士相見義》和《投壺》，《學制》和《學義》等。應該說，這僅是拆“書”而未拆“篇”。但到清代徐干學居喪讀禮，編纂《讀禮通考》（下簡稱“讀禮”），雖說“仿朱子《經傳通解》，兼采衆說，分析其義”，而實則已將《儀禮》《禮記》有關喪禮祭奠篇章拆得更散，分得更細，編類更公道，征引的資料也更多。《通解》喪禮不過二十卷，《讀禮》則有一百二十卷，所以論功績，徐干學無疑是白文公之后一位“年夜年夜底人”。獨一缺乏者，他是居喪讀禮而纂輯喪禮，未及吉、嘉、賓、軍和兇禮中的荒禮、札禮、災禮等內容。所以朱彝尊序《讀禮》而勸徐氏“并修吉、軍、賓、嘉四禮，庶成完書”。徐氏悵然接收朱彝尊建議，著手編定體例，惋惜方事排纂卻遽然去世。
《通解》與《讀禮》所留下的缺點與遺憾，由秦蕙田的《五禮通考》（下簡稱“通考”）來彌補。秦氏纂著《通考》距徐氏《讀禮》僅三十余年，但其自期甚高，謂“吾之爲此，蓋將以繼朱子之志耳，豈徒欲作徐氏之元勳哉”。《通考》以“五禮”名，意欲統括吉、嘉、賓、軍、兇之禮于一書。今其書二百六十二卷，兇禮僅十七卷，吉、嘉、賓、軍占二百四十五卷，紹繼朱書意圖甚爲明確。但兇禮十七卷，多是補充《讀禮》所未備。是以《通考》既是“繼朱子之志”，亦是“作徐氏之元勳”。
五禮之名，首見于《舜典》，《周禮·大批伯》鄭玄著其吉、兇、軍、賓、嘉之目，而《年夜司徒》鄭玄引鄭司農說次第則爲吉、兇、賓、嘉、軍，可見當時并無恒定次第。唐代《開元禮》序五禮爲吉、嘉、賓、軍、兇，杜佑《通典》承之。秦氏《通考》亦依仿《開元禮》首以吉禮，殿以兇禮，于凡例中明各禮之所屬。又撰《禮經作述源流》《禮制因革》二篇四卷置前，統領全書。五禮中吉禮有一百二十七卷，幾占其書之半包養行情，諸凡圜丘祀天、方丘祭地、日月星斗、五帝明堂、社稷城隍、四看山水、宗廟軌制、時享禘祫，以致先代帝王、先圣先師與元勳賢臣之配享，可謂無所不包。嘉禮九十二卷，從帝王之即位改元上尊號，朝禮、尊親禮、飲食禮、冠昏饗燕、射禮學禮，以致觀象授時、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上自皇帝，下至百姓，凡涉人倫日常，皆有可依循之禮。賓禮、軍禮各十三卷，前者以皇帝與諸侯朝聘會同爲主，兼及諸侯間之會盟交聘，更涉追尊二王三恪；后者以軍制出師爲主，兼及田獵馬政。唯兇禮十七卷，除往論荒禮、札禮、災禮等六卷，有關喪禮者僅十一卷。統觀全書，凡維持六合人倫間保存所必須者，從殷商之禮俗發展爲姬周之禮制的各種度數、節儀，甚至后世因時隨勢而因革與新增之各種度數、節儀，年夜多收攝此中，并附以歷代學者持論之異同，歷代禮制之承襲與變化。《通考》經始于雍正二年（1724），樂成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前后達三十八年，成文五百余萬字，不得不推爲一代之年夜制作，秦蕙田及其參與其書之錢年夜昕、戴震也不得不推爲朱熹所謂的“年夜年夜底人”。
《通考》成書至今二百六十年，先有乾隆二十六年（1761）味經窩刊本，旋被四庫館臣支出《四庫全書》，至光緒六年（1880）有江蘇書局重刊本，二十二年（1896）有湖南新化三味堂甜心寶貝包養網刊本。光緒之后一百多年間，以我之陋見寡聞，學術著作和論文中很少引述此書，也始終未有收拾本。平易近初廢經，社會動蕩，禮學束閣，固是一因，而《四庫》本難見和線裝書風行不廣也是客觀事實。但更主要的是此書包涵六合，牢籠萬有，征引鴻富，收拾付梓，實屬不易。這套由標的目的東、王鍔兩位傳授領銜收拾、中華書局出書的二十冊《五禮通考》，發軔于2005年，歷經十五年方始與讀者見面，包養條件可以想見艱辛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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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中華書局本《五禮通考》
點校本《通考》包養留言板在比勘多種版本和稿手本基礎上，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藍本，通校味經窩初印本、乾隆通行本和光緒六年本，其任務字數已在二千萬以上。《通考》征引文獻量極年夜，諸如十三經、二十二史、《通典》《文獻通考》《冊府元龜》《唐開元禮》等是其所常用，收拾者皆逐一校核，無疑又增添數百萬字任務量。更包養俱樂部有甚者，《通考》之《開元禮》轉引自《通典》，發現異同舛訛，還須覆核《唐開元禮》或《文獻通考》，無疑又增添了任務量。這般對校、他校，參互核對，致使全書校記達6000條擺佈，足見收拾者比勘、校核之繁復與沉重。
這般內容復雜、篇幅龐年夜之書，收拾者還選用了最復雜的標點符號系統，即加標專名線。凡有古籍收拾經驗者，皆知包養平台專名線之加標對讀者閲讀供給無限便利，對本身卻是一件徒添無限麻煩，且往往費勁不討好、倒持泰阿的任務。一部年夜書的收拾，從初點通校、覆核通稿，到打印成稿送出書社，再經校樣三校次通讀，這點校和編輯兩個團隊先后所花的精神，無論內行內行，都可以想見。王鍔兄在與我交通心得時曾發給我的任務稿打印本照片有二十八冊之多，使我看而生畏；而今出書后精裝二十冊的新書放在書桌前，使我油然升起一種敬佩之情。兩位主事者都是我的老友，王鍔師長教師從撰著《三禮研討論著撮要》起，在禮學文獻，尤其是《禮記》資料匯集和研討中，獲得了令人矚目標成績，不僅是《禮記成書考》爲《禮記》研討者必讀之書，近出《曲禮注疏長編》可覘其所下工夫，而《禮記鄭注匯校》《禮記版本研討》更可見其研討之深度。標的目的東師長教師之《年夜戴禮記匯校集解》早已成禮學研討者案頭必備之書，而其用十余年時間獨立校勘的阮刻《十三經注疏》上千萬字之巨著也已成稿排印行將與讀者見面。以兩位在禮學文獻上用功之深和成績之年夜，而協力收拾點校龐年夜、艱深的《五禮通考》，亦可謂適得其人。今新點校本《通考》之面世，從頭溫習朱熹語録、徐干學序跋及兩家原書，隱約使我覺得，即便不說兩位主事者是朱熹所謂“年夜年夜底人”，至多在我的心目中是“年夜底人”，因爲他們確實爲禮學文獻做出了年夜的貢獻。
《通考》收拾本有一個最值得稱道者，便是目録的編制。一部二十冊年夜書，節目層次較多，若何使讀者便利閲讀與檢索，很是主要。收拾本先在第一冊編制二十冊一級二級目録，而后在每一冊前從頭編制本冊一級二級三級目録，不憚重復，冀使整書結構完整呈現。在書脊上既標示全書次序遞次，又加標五禮的次第與冊數，使取用者可以直接從書脊上抽取想要的內容，而不至展卷沒有標目。由于收拾者和編輯周全的考慮，所以讀者在應用中就很是便利。書后附有“校勘援用書目”，輯出秦氏援用書目，注明校勘所用版本，以便讀者按覆。全書版式疏朗，宋體年夜字和仿宋小字相間，端倪明白。這些都值得表揭稱揚。
一部數百萬字的古籍新收拾本問世，需求者年夜多盼望了解該書的點校質量，這是人同此心的天然設法。任何一部古籍收拾本，讀者各自從分歧的角度和請求省視，不成能沒有一點瑕疵。我乍覽初讀，尚未發現年夜的斷句問題，只就個別詞句語氣的枝節問題，提出與收拾者和古籍愛好者討論。
標點古籍，斷句當然主要，但詞句語氣長短之間也關乎必定的辭意文勢。我在四十年前收拾《馬一浮集》曾有過這樣的尋求，認爲最高層次的斷句是與作者的用語習慣分歧。這當然要深切體味作者遣詞造句的習慣，而不僅僅是爲讀者供給閲讀便利。以這種請求審視本書，我覺得有些詞句點得略顯短了，僅摘引如下：
卷二吉禮《圜丘祀天》引《文獻通考》：
于是意禘之所祀者，亦天也，故盡以爲祀天。（第一冊，第174—175頁，下同）
太史公作《封禪書》，所序者，秦、漢間不經之祠……
至班孟堅，則直名其書曰《郊祀志》，蓋漢世以三代之所謂郊祀者，祀太一、五帝，于是……
六天之說，遷、固志之，則其謬，亦非始于康成也。
以上四句“亦天也”“所序者”之前的逗號，“至班孟堅”“則其謬”之后的逗號假如往失落不加，詞句語氣似乎加倍順暢而連貫。中華書局標點本“亦天也”前不斷，可參；“所序者”、“至班孟堅”（第四冊，第2077頁）二句皆獨立，可商。又同上引蔡德晉說：
禘與祖、宗，非祭天之名。帝嚳及武王于周末未嘗有配天之事，不得謂冬至圜丘爲禘，以嚳配；（第一冊，175頁，下同）
《祭法》之禘，包養行情與《年夜傳》《小紀》之禘，其義則一，不得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圜丘；以《年夜傳》《小紀》之禘，爲正月祀感生帝于郊也。
以上“圜丘祀天”一節重要圍繞鄭玄、王肅關于禘、郊、祖、宗的異說討論。禘是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郊是郊天以祖配食；祖是祖有功；宗是宗有德。是以，禘、祖、宗都是宗廟之祭，郊則是祀天之祭。鄭玄以《祭法》有“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禘”在“郊”上，遂以爲禘年夜于郊，謂禘爲圜丘，與郊爲二。后儒多不從，故蔡氏云“禘與祖、宗非祭天之名”，是“宗”后逗號一點，辭意語氣就割裂了。后面“以嚳配”前之逗號也可往失落，此句辭意是：禘黃帝以嚳配也。假如往逗號，“非祭天之名”后句號改爲逗號，整句意思就很清楚緊湊。第二句，後面兩個“之禘”后都用逗號，顯得氣急而短，因后文是唆使代詞“其”，後面又有連詞“與”，則前一“禘”后逗號刪往不消，讓連詞“與”發揮真正感化，語氣也正常。后面兩個“之禘”后的逗號若往失落，文氣也通暢了。
我這麼主觀武斷地刪除逗號，當然是吹毛求疵，因爲原文標點并不克不及算錯。但我確實是在借《通考》的標點，來討論一個古籍收拾、標點過程中比較常見的現象。近代收拾、標點古籍也有階段性：二十世紀三十年月，王云五掌管《叢書集成初編》，請人標點付梓了良多古籍。那時是句外圈斷法，重要幫助閲讀，所以隨閲讀的語氣而停頓，在詞組、短語后都點斷。明天來看《叢書集成初編》標點本，難免顯得句短氣促。五六十年月以后由中華書局掌管的古籍收拾，用舊式標點，已傾向考慮語法的主謂賓成份，考慮句子句意的完全性，所以不再過多地點斷。但近數十年的古籍收拾是遍地開花，同心同德，沒有標準，所以隨語氣停頓而加逗號的情況依然不少。這種句讀語氣在實施舊式標點時怎樣把握，盼望惹起更深刻的討論，我這里只是提出個人不成熟的見解。
校勘是收拾的主要一環。卷二百二十五賓禮“三恪二王后”有引《通典》“三恪議”一段話（第十七冊，第10792頁）：
三恪二王之義，有三說焉。一云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后爲三恪……一云二王之前但立一代，通二王爲三恪……三云二王之后爲一恪，妻之怙恃爲一恪，蠻夷之君爲三恪。
一云、一云、三云，顯然不順包養網dcard，但《四庫》本確實這般。我不知味經窩和江蘇書局本作什麼，但《四庫》本《通典》則作“一云……二云，三王之前……三云……”，“三王”顯爲“二王”之誤，然“二云”則是順次“一云”而言。王文錦點校本用浙江書局本爲藍本，通校北宋本、傅校本、明刻本和殿本，此處不出校記，可見諸本皆作“二云，二王之前”無誤（中華點校本第2029頁），顯系秦氏引録或轉抄之誤。故此處似應出校矯正。
《通考》卷末“校勘援用書目”有雙重感化，一則可覘秦氏所援用之書籍，二則可知收拾者所校勘之書籍。唯此中說王圻《續文獻通考》用浙江古籍出書社1988年影印本，似不確切。因浙江古籍當年所影印者系據商務印書館的十通本，《十通》中支出清嵇璜等所撰的《續文獻通考》，而未收王圻《續通考》，王書1986年由包養甜心現代出書社影印出書。當然，秦書確曾屢次援用王圻《續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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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養女人圖為石渠閣躲版馬端臨著《文獻通考》書影
圍繞《通考》點校本的出書，我還想談幾個衍生的問題，這是我一向在思慮關注的，或許廣年夜讀者與我有同樣的短期包養思慮關注，甚至有親身的體會。
第包養價格ptt一是關于古籍收拾的學術含量問題。學者收拾古籍的結果，普通都不被計進高校研討機構任務量。其實這也是行政治理一刀切的弊端。古籍收拾之難易水平，確可有天壤之別。易者可隨口逐目點讀而下，難者則勘同求義百思不得其解。相對而言，普通古小說較易，經解尤其是像喪服服制的爭論文字較難，爲其必須在九族與五服中尋思打轉。內容單一的易，內容龐雜且繁復的較難，當然一書之中，亦有難易，無法簡單評判。內容難易之外，還有一個收拾層次的原因，有的書是第一次收拾，有的則是第二次、第三次收拾，包養情婦初次收拾難，從頭收拾相對較易。假如能夠正確區分所收拾的古籍內容和層次，不難預算其學術含量。就《通考》之內容言，這簡直就是一部無所不包的年包養網VIP夜書，姑不論地理地輿，其人事也溯自遠古的三皇五帝，近切歷代蒼生的婚冠喪祭日常生涯，更有相當部門祭奠所及的“鬼神色狀”。就其收拾層次言，《通考》系初次收拾，此中十三經、二十二史、《通典》和朱熹、二程、張載等書，已有標點本可參，而更多的如聶崇義《三禮圖集注》、衛湜《禮記集說》、羅泌《路史》、陳祥道《禮書》、俞森《荒政叢書》、王圻《續文獻通考》、應撝謙《包養sd禮樂匯編》、徐干學《讀禮通考》和《政和五禮新儀》《年夜金集禮》《明會典》《明集禮》《山堂考索》《杭州府志》《欽定義疏》等年夜著作，以及趙匡、鄭鍔、敖繼公、郝敬、何楷、張爾岐、姜兆錫、亂世佐、華學泉、蔡德晉、方苞、沈彤等個人專著，在收拾之初皆尚未有收拾本，無可依傍。所以，收拾者所花精包養意思神可以想見。
第二是古籍收拾中選用的任務藍本問題。因爲《通考》選擇了《四庫》本作爲任務藍本，我就借此談一下《四庫》本包養金額的優劣。先幫助，收拾者在媒介中對《通考》各種版本已有評判，而我絶無意來評判《通考》各本優劣，只想從《四庫》本自己談一些設法。遙憶二十世紀七十年月末高考恢復后，碩博士逐漸寫出其論文，畢業按例要請老師長教師來當答辯委員。我聽到很多多少故事，說某某老師長教師在答辯會訓斥某學生用《四庫》本和《叢書集成初編》本，把學生訓得呆頭呆腦，懵若木雞。八十年月開始，古籍收拾蓬勃興起，一九八七年上海古籍出書社影印臺灣商務印書館的《文淵閣四庫全書》，一時研討《四庫》的論文、專書如雨后春筍，就此也構成一種傾向：《四庫》本不易作爲任務本和校勘本，因爲它是清朝高壓政策和文字獄籠罩下的産物。《四庫》本之爛，幾乎是異口同聲。我并不否認，《四庫》本有大批清諱，諱帝王名諱，諱清廷違礙字詞，或闕筆，或改易，或刪削，改易刪削或多或少，紛歧而足。更有爲賺取抄寫酬金而居心刊落整篇文章者，此就楊訥、李曉明據文津閣《四庫全書》所補的《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集部）》已足以幫助問題。但即使這般，《四庫》本能否已一無是處，不成用作任務本和校勘本了，答覆當然能否定的。我們就四庫館臣從《永樂年夜典》中輯佚和各地進呈的古籍中特別挑選、補充的法式看，其進選的著作至多在館臣們主觀的意識中是最好或不錯的版本，如內府躲本或刊本、浙江范懋柱天一閣躲本、兩淮馬裕家躲本、浙江鮑士恭家躲本等。將浙本《四庫全書總目》所列版本和邵懿辰、邵章《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參校，當然有不少優于《四庫》選用本者，但良多是當時未能獲得的緣故。《四庫》在抄寫前還經過必定校勘，矯正明顯錯訛。《四庫》本確實有種種人爲形成的缺乏，甚至錯誤，但卻不至于差到爛到不成用的田地。至于《叢書集成》本，當年出書界怪傑王云五在短短幾年中發布四千余種四千余冊，都是在明清數千種叢書中選録一百種珍稀和精校精刊叢書，再從一百部叢書中經比較后選定的最佳簿本，只是有的經過疾速的圈斷、付梓，難免出現這樣那樣的錯訛，句讀也如前所說過分細碎。但必須明確台灣包養網，《叢集》中有許多是影印本，保留了原來的精校精刊的樣貌。即使圈斷的古籍有付梓和標點錯誤，你能長期包養說影印部門的古籍也同樣不克不及用？它與你直接援用清代精校精刊的線裝本叢書有什麼差別？所以，不調查，不親檢，不研討而吠形吠聲的過火訓斥難免顯得好笑。更站在研討生立場，當年除了《叢集》和后來的《四庫》是開放或開架的，良多線裝書很難借閲，你叫他從何引述？我供職《漢年夜》，日日翻檢《四庫》《叢集》《四部叢刊》《四部備要》等叢書，而又時常聽說這些故事，也難免別有一番味道在心頭。
第三是《通考》與《讀禮》之關系問題。《通考》收拾本之出書，是禮學文獻收拾任務中的一件年夜事，在慶賀之余，我更進一個步驟想到它與《讀禮》的關系。秦氏在凡例中指出徐干學之《讀禮通考》，于“古禮則倣《經傳通解》，兼采衆說，詳加調和；歷代則一本野史，參以《通典》《通考》，廣爲彙集。庶幾朱子遺意，所關經國善俗，厥功甚鉅。惜乎吉、嘉、賓、軍四禮屬草未就。是書因其體例，依《通典》五禮次序遞次，編輯吉禮如干卷，嘉禮如干卷，賓禮如干卷，軍禮及兇禮如干卷”。他指出徐氏《讀禮》是仿朱子遺意，“厥功甚巨”，但只要兇禮而無吉、嘉、賓、軍四禮，而本身的《通考》則是依仿《通典》五禮次序遞次，纂輯吉禮、嘉、包養價格ptt賓、軍各若干卷。書名“五禮”，此條凡例只提四禮而不言兇禮，今《通考》有兇禮，但卻只要十七卷，占全書6.5%。以兇禮中喪禮在古禮中之主要性和日常生涯所涉范圍而言，不成比例，且《讀禮》纂輯喪禮竟有一百二十卷之多！徐氏自言其書是“上自王朝，下迄風俗，前自三古，后迄于今，凡簡籍中所載有及于喪禮者無不采進”，誠可謂備載古今喪禮包養網心得文獻于一書。如若將《通考》中有關喪禮內容與《讀禮》對勘，《讀禮》先列三卷喪期表，將《儀禮》《唐律》以下至《明會典》和清代之喪期作一比較；次將《喪服》《服傳》和《儀禮》《禮記》及兩禮注疏、《通典》《開元禮》《唐律》《開寶禮》《政和禮》《家禮》《宋會要》《明會典》《明集禮》《明律》等文獻中所涉之五服按斬衰三年、齊衰三年，齊衰杖期、齊衰不杖期、齊衰蒲月、齊衰三月、年夜功玄月、小功蒲月、緦麻三月、三殤服制順次擺列，逐條疏解，附以諸家解說，所以篇幅沉重。《讀禮》所列五服已極其繁細，《通考》節目年夜致沿襲，所增僅“齊衰無受”“繐衰葬除之”二節。比較兩書所征引諸家之說，最基礎的文獻如二禮注、疏，兩書都引，只是側重或有分歧，故征引文字亦略有錯綜。此后則《讀禮》已引録，《通考》普通不再重復，即便重復，也意有別指，或必須重申。《通考》重點，在于增補《讀禮》引而未詳或未及見之文獻，如“齊衰三年”節在“父卒則爲母”下，《讀禮》引鄭注“尊包養站長得申也”，以下引賈疏、馬融、陳祥道、敖繼公、萬斯同之說。《通考》引鄭注同，引賈疏文字略有異同，而不再引馬融、陳祥包養金額道、萬斯同說，引敖繼公函，多“其男子子在室者爲此服”如此四十五字，尤其是“注‘尊得伸’者，謂至尊不在，則無所屈而得伸其私尊也”一語，專解釋鄭注，可資懂得經文，故引而補充之。復引姜兆錫說與《欽定義疏》一年夜段，最后秦氏自下按語。下“繼母如母”句，兩書皆引賈疏，文字、視角略有分歧。《讀禮》引《齊東野語》何天然爲繼母周氏服喪一事爲例，并補以“《開元禮》《政和禮》同，《書儀》闕，《家禮》《明集禮》同，《明會典》蓋斬衰三年，今律文同”一語，先事例，后律文，已屬完全。《通考》則補敖繼公、郝敬說與《喪服小記》“顔氏曰：繼母如母，以配父也”一節，又補汪琬說與《欽定義疏》二段。至如“慈母如母”句，《通考》補亂世佐、吳澄、顧炎武、張爾岐、姜兆錫、《欽定義疏》及秦氏按語，約二千字，皆《讀禮》所未及。
《讀禮》引張爾岐僅四次，出于張之《續篤終論》《謹俗論》二篇，張氏《儀禮鄭注句讀》至乾隆八年方刊，故未征引。至姜兆錫、亂世佐之書，皆成于徐氏之后，自不及援用，秦氏遂逐一補之。
喪期之后，《讀禮》有與皇帝有關的“國恤”和“心喪”，普通著作少有解釋，《通考》略而未補。《讀禮》自卷三十以后爲“喪服”，專釋喪服器物；自卷三十八以后爲“喪儀節”，專釋生病將逝至祥禫期滿以及吉祭過程中上自皇帝下至百姓的一切儀節。再次是葬考、喪具，而后是變禮、喪制等。立目詳贍齊全，少有遺漏，《通考》亦未逐一對應立目增補。而是于喪台灣包養網服的“緦麻”之后，搜輯《喪服記》《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中所記而《讀禮》未詳可補可議者，匯成四卷，最后殿以方苞《儀禮喪服或問》。總之，《通考》補《讀禮》之未備，極爲明確。秦蕙田對此也有明確表現，上引凡例同條后說“合徐書，而大批伯之五禮古今沿革，本末源流，包養情婦異同掉得之故，咸有考焉”，言下之意是，《通考》必須合《讀禮》，而后五禮備。我曾思慮秦氏所以婉言繼白文公《通解》，是因爲《通解》是將禮學文獻附近雷同之篇匯集一路，《通考》則進一個步驟分離，并增補良多資料，此“述作”之意實實在在。而所以先言“不欲作徐氏元勳”，后言須“合徐書”方玉成璧，是因爲《讀禮》已經分離篇章，類聚經文，《通考》若按前四禮體包養網dcard式，勢必年夜部門是在抄纂徐書，再補以徐氏未見文獻。喪服、喪期，雍正、乾隆間有新學術結果出現，而葬考、喪具等，補無可補，索性不列其目，由此形成最繁復的喪禮反而卷帙起碼的形態。
圖為清康熙冠山堂寫刻本徐干學著《讀禮通考》書影
鑒此，就乾隆以前的五禮文獻而言，必須將徐氏《讀禮》和秦氏《通考》合觀，方爲完備。換言之，《通考》的收拾出書，僅是五禮文獻之年夜部門，而非所有的，還須將徐氏《讀禮》也收拾出書，方成“完帙”。這就需求朱熹所謂又一個“年夜年夜底人”站出來承擔。方、王兩師長教師能否愿意承擔，這要看他們手中任務情況，但作爲出書界老邁也是出書《通考》的中華書局，應該籌措考慮合適人選，盡快啓動這一項目。再推而論之，秦氏之后亦即乾隆以還，有關五禮的考訂又涌現出良多優秀專著、筆記和論文，正續《清經解》已支出不少，而在阮、王經解之外，更有大批已刊未刊著作散在各處，這又需求有一個“年夜年夜底人”挺身出來擔當重擔，纂輯成書，再將“禮之沿革，說之同異”，匯聚一處，綱目各得其宜，以續《讀禮》《通考》二書，庶使清以前的五禮文獻匯成淵藪，庶使展卷可閲，一索即得，如朱子所說使學者有一“稽考處”，這是禮學文獻匯編必不成少的任務包養dcard，也是廣年夜禮學研討者翹首以待的一部年夜書。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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