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靖杰 著《發天意而正名號——公羊學語境中的董仲舒名論》出書暨序文

 

 

 

書名：《發天意而正名號——公羊學語境中的董仲舒名論》

作者：張靖杰

出書社：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

出書時間：2024年1月

 

【作者簡介】

 

張靖杰，上海年夜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哲學系副傳授，上海路況年夜學文學博士，復旦年夜學哲學學院博士后，上海市“超級博士后”（2022），american洛約拉馬利蒙特年夜學（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哲學系訪問學者（2020），上海路況年夜學董仲舒國際儒學研討院副研討員，中華孔子學會董仲舒研討委員會理事。已在Religions、《哲學與文明》《孔子研討》《江海學刊》《哲學剖析》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多篇。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漢代儒家‘名’的政治思惟及其價值研討”負責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嚴重項目“董仲舒傳世文獻考辨與歷代注疏研討”課題組成員。

 

【內容簡介】

 

作為公羊先師、漢代年瑜伽場地夜儒的董仲舒發明《年齡》經義，承先秦儒家之“正名”，提出“深察名號”的主張。本書安身對《年齡繁露》等董仲舒傳世文獻的比較對勘，考論《深察名號》篇之真偽與文本面孔。經由對《深察名號》篇的文本細讀，探賾董仲舒順天、應人以真物的名學理論，及其以正名為方式、以心性為內在基礎、以教化為最終目標的文本脈絡。《年齡》尤重名例，董仲舒所申說的“五號”與“五科”之說即可視作對《年齡》由“名”見“義”，以“名”寓褒貶的貫徹，董子辭更是研討《年齡》辭法不成略過的重鎮。總之，“名”在董仲舒的思惟中貫通經學與義理兩年夜領域、溝通天道與人事之際、范圍心性之內與教化之外，其名號學說更是先秦儒家“正名”觀念向1對1教學漢代及之后的“名教”思惟演變的中間環節。

 

【目  錄】

 

緒論

第一節 研教學討主題的選擇第二節 研討綜述第三節 研討內容與框架

第一章 《深察名號》篇文本考釋

第一節 辨真偽

第二節 征文獻

第三節 明移篡

本章小結

 

第二章 董仲舒名號學說的思惟淵源

第一節 名號探原

第二節 孔子“正名”析論

第三節 名辯思潮的遺產

第四節 援名進儒——《荀子·正名》篇探析

本章小結

 

第三章 順天應人以真物：名號學說的經學與哲學闡釋

第一節 “天”：建基于《年齡》的形上本體建構

第二節 “名”何故成為“天人之際

第三節 “名倫等物不掉其理”：董仲舒的“物”哲學

本章小結

 

第四章 名學視域下的心性與教化

第一節 “以心之名，得人之誠”——董仲舒“心”論解義

第二節 董仲舒人道論決疑——以孔子、孟子與荀子為參照

第三節 教為政本——董仲舒的“教化”觀念

本章小結

 

第五章 “正名以名義”——董子《年齡》名例三題

第一節 董子《年齡》王義考

第二節 董子《年齡小樹屋》君義考

第三節 董子《年齡》臣義考

本章小結

 

第六章 名號學說視域下的董子辭

第一節 “屬辭比事，《年齡》教也”——作為解經門徑的《年齡》辭

第二節 董子《年齡》辭論：觀念與方式

第三節 董子《年齡》辭法：常辭與變辭

本章小結

 

結語

參考文獻

后記

 

【序 言】

 

靖杰的書稿《“發天意”而“正名號”——公羊學語境中的董仲舒名論》即將出書了，這本書是在他博士論文《“發天意”而“正名號”——董仲舒〈深察名號〉篇共享會議室文獻考辨與經學詮釋》基礎上修正完成的。2021年9月，靖杰在上海路況年夜學哲學系余治平傳授的特別指導下完成了這部博士論文。之后進進復旦年夜學哲學學院，成為白彤東傳授的博士后，繼續從事董仲舒政治哲學的研討。余家教治平傳授在董仲舒及秦漢哲學方面有高深的造詣，白彤東傳授則是諸子學、政治哲學尤其法家研討方面的權威。靖杰既得名師的指導，本身又很是用功，在名學研討上作出了持之以恒的盡力，所以他的研討結果逐漸獲得了學界的認可，近年以《漢代儒家“名”的政治思思及其價值研討》為題，獲得了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現在已經進職上海年夜學哲學系，成為一名青年教師，將來成為中國哲學研討方面的后起之秀是可以瞻望的。我長期從事中國現代名學研討，尤其是“名”與政治思惟關系的研討，曾以此為中間撰寫了博士論文，[曹峰：《中國現代における“名”の政治思惟史研討》，japan(日本)東京年夜學博士論文，2004年。]后來還在上海古籍出書社出書了《中國現代“名”的政治思惟研討》一書。[曹峰：《中國現代“名”政治思惟史研討》，上海古籍出書社，2017年。]能夠是這個緣由，余治平傳授邀請我參加了靖杰的博士論文答辯。我對于他的研討主題和近年景果一向抱有濃厚的興趣，也很是等待在他這個領域做出更年夜成績，所以當靖杰請我給他的書稿撰寫序文時，便絕不猶豫地答應了。

 

名學研討，本來是個很是小眾的領域。因為所謂名學，在二十世紀的學人看來，就是以公孫龍子、惠施、墨辯為代表的那些人關心的話題，他們雖然在諸子百家中占有一席之地，可是規模很小，討論的工作也和經世致用沒有太年夜的關系，后來就漸漸隱進歷史塵煙，成為絕學。一向到了二十世紀才絕學復興，因為名學之中有著類似東方邏輯學、知識論的東西。對于西學而言，邏輯學、知識論恰好是他們的基礎和命脈地點，所以清末平易近初打開國門的知識分子，認為既然要向東方學習，就要研討他們之所以強年夜的科學思維，學習科學思維背后最為最基礎的東西，那就是東方的思維方法和論說方法。于是嚴復、王國維等人紛紛熱衷于翻譯東方的名學（邏輯學）著作，胡適在american挑選《先秦名學史》作為本身的博士論文。在向東方學習邏輯學、知識論的同時，中國人早已有之的類似的東西也被發掘出來，以證明中國人在這方面并非空缺。于是，沉靜兩千多年的名家名學一時間成為熱門的話題，成為中國哲學史思惟史的主要組成部門。

 

我們不否認，以公孫龍子、惠施、墨辯為代表的名家名學中確實存在著類似西學的思維方法和表達方法，極為珍貴，值得認真對待、深刻探討。但是，事實上，名學在中國現代極為復雜，各家各派都熱衷于討論“名”，是以有著很是廣泛的話題。孔子、荀子、《公孫龍子》《尹文子》講“正名”，老子講“無名”，黃老道家和法家講“刑名”，儒家、黃老道家和法家講“名分”，儒家講名聲、名譽，董仲舒講“名號”，秦漢魏晉講“名教”。最為風行的正名論、刑名（形名）論、名實論幾乎都有兩套話語體系，一套是以公孫龍子、惠施、墨辯為代表的、明天所謂知識論邏輯學意義上的名學，別的一套是風行于其他各家的、明天所謂政小樹屋治學倫理學意義上的名學。同樣，被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和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塑造出來的“名家”，其實也由兩批人組成，一批是二十世紀絕學復興后慷慨光線的名家，以公孫龍子、惠施、墨辯為代表，別的一批是以《尹文子交流》《鄧析子》為代表將名學與政治相結合的名家，講求形名參同、名實相副以及尊卑名分。此外從“名”的應用上來看，也可以分為兩類，雖然都基于名稱這個本義，但一部門走向“名”作為語言在應用時所產生的各種問題，這是孔子、荀子、公孫龍子、墨辯以及《呂氏年齡·正名》篇關注的問題，另一部門走向“名”作為一種身分（“身分”和現代通用的“成分”有所分歧，含義更為寬泛，與一個人的政治、經濟、品德定位有關）標志與法令軌制對社會治理產生的影響，這是《管子》《韓非子》以及《呂氏年齡·審分》篇關注的問題。[李巍也有一種二分法，他把作為名稱的“名”歸結為“指稱性的名”，把尊卑名位及附屬于其上的名聲名號歸結為“指導性的名”，參見李巍：《年齡年夜義與黃老思潮——〈年齡〉“以道名分”說探析》，《社會科學戰線》2019年第4期。]

 

總之，先秦秦漢之際“名”的思惟，其內容之復雜、對當時社會所產生影響之宏大，都是無法否認的思惟史現實，但是，受制于西學理論、框架、方式的二十世紀中國哲學史、思惟史寫作，在資料的選擇和應用上，顯然存在很年夜的問題。在名學研討上，最年夜的特點就是不顧思惟史的實際情況，過分地強調以公孫龍子、惠施、墨辯為代表的名家名學，而有興趣忽視其他的資料，有興趣忽視其他資料所具有的政治學內涵，或許有興趣將其他相關資料也朝知識論、邏輯學的標的目的往解釋。所以，假如說二十世紀的名學研討存在著嚴重誤差，生怕并非夸年夜不實之詞。

 

今朝的名學研討顯然出現了宏大的轉變，論域被年夜年夜拓寬，從僅具知識論、邏輯學價值的狹義名學轉為包含政治學、倫理學價值的廣義名學。這種轉變，這一方面和世紀之交對于二十世紀中國哲學研討方式論的強烈反思有關，也就是說，研討方式、概念應用、資料選擇、問題意識本身能否存在問題，這個過往不存在問題的處所，其實存在很年夜的問題，這就使得中國哲學催生出不少新的命題和新的領域。另一方面也和近幾十年不斷涌現的新出土文獻的安慰有關。過往，我們從事研討時，目光和觀念受制于傳世文獻，只能看到那些被歷史反復裁減、被后人層層詮釋之后留下的東西，這些資料公然就能反應前人周全而真實的面孔嗎？這是值得懷疑的。現在馬王堆帛書、睡虎地秦簡、郭店楚簡、上博楚簡、清華簡、北年夜簡、安年夜簡等新資料一次又一次地沖擊著我們的視野，讓我們得以直接和兩千年前的前人握手。我之所以會從事中國現代“名”的政治思惟研討，就是因為上個世紀九十年月閱讀馬王堆帛書《黃帝舞蹈教室四經》的時候，發現里面出現頻率最高的概念，不是“道”不是“法”，而是“名”，那么若何解釋這一現象呢？我試圖從當時的名學研討論著中尋求謎底，結果卻是掃興的，因為，《黃帝四經》里面關于“名”的論述，顯然和以公孫龍子、惠施、墨辯為代表的名家名學沒有直接關聯，雖然大批應用“刑名”，卻和《韓非子》筆下作為君主馭臣之術的“形名參同”之術也無法直接對應。《黃帝四經》里面的“名”，從宇宙天生的角度看，是道生萬物之后的必定產物，是萬物差異性、規定性之表征；從認識世界的角度看，是高超的統治者用來“見知”全國年夜勢、決定行動計劃的認知東西；從治理世界的角度看，“名”（包含“刑名”“名刑”）就是一種規范和標準，其性質和“法”最為接近。毫無疑問，《黃帝四經》里面的“名”思惟是一種典範的政治學說，既然過往的名學研討無法為我供給有用的參考，那就只能另辟蹊徑，從政治思惟的角度對其作出全新的考核。以《黃帝四經》“名”思惟研討為契機，我后來進而擴展到考核現代關于人名物名應用的忌諱，“名”與“法”的親密關系，道家“無名”和“著名”之間的張力，孔子“正名”學說的真實內涵，荀子政治學說中“正名”的主要位置，《管子》四篇與《韓非子》四篇對于“名”的認識和應用，《呂氏年齡》對風行于戰國末年“名”思惟的歸納綜合，《尹文子》對于戰國時期“名”思惟的集年夜成，等等一系列問題。結果發現“名”的政治思惟是個尚未開掘的富礦，里面可以摸索的新資料、新問題實在是太多了。這種由新資料激發的名學研討新視角新觀念，不僅可以扭轉以往名學研討的誤差，拓寬名學研討的范圍，也必將對思惟史哲學史寫作框架的轉變、研討視野的調整發生主要的影響。

 

這一影響涉及的范圍不僅止于哲學史、思惟史，也涉及到法學史。過往的法學史，毫無疑問會對“法”的問題作出大批的剖析和討論，可是與“法”的觀念及其表達最為接近的“名”，卻長期得不到重視，實在是一件遺憾的工作。也曾有學舞蹈教室者敏覺得這一點，例如japan(日本)學者津田擺佈吉提知名家和法家其實無別，“對照法家和名家，這兩家幾乎可以看作是一家，將名家和法家作名稱上的區別，實在是件希奇的事，司馬談對名家的解釋恐有掉當之處吧。”[津田擺佈吉《道家の思惟と其の展開（道家的思惟及其展開）》，東京：巖波書店1939年版，第255頁。中文為筆者所譯。]說司馬談之名家定義掉當，這是因為二十世紀的人只了解以公孫聚會場地龍、惠施、墨辯為代表的、與東方邏輯學比較接近的“知識型名家”，而司馬談對“知識型名家”雖有所論及，但卻是持批評和否認態度的。在司馬談的心目中，值得確定的是別的一種名家，即其理論無益于“治”，可以為君主專制主義供給服務的“政論型名家”，這種名家在感化和效能上確實和法家有重合之處。[“知識型名家”“政論型名家”兩種名家是筆者所分，參見曹峰《中國現代“名”的政治思惟研討》“序文”及上編第三章“兩種名家”。]

 

可喜的是，中國法史學界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比來湖南年夜學蔣海松師長教師出書了一部名為《“法”與“名”》的書籍，[蔣海松：《“法”與“名”》，知識產權出書社，2023年。]標志著法令史學界開始認個人空間真地、周全地審視這個問題。在給此書所撰寫的《序》中，中國法史學界的權威俞榮根傳授遺憾地指出：“一個靠學研中國現代法思惟史吃飯的人，平生竟未能有正面研析‘名’在中國現代法中位置與感化的專論。”他認識到“名思惟是傳統法典的樞紐與靈魂，也是中國現代法哲學能立于世界法哲學之林的基礎，這一研討有助于深刻探尋禮法中國的基因與底蘊地點。”因此對我曾經做過的一些開拓性的任務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同時指出蔣海松師長教師此書是“法學界初次對名這一傳統法哲學焦點范疇進行較為系統的著作，頗有創發之功。”是以，我信任，有法學史界的參加，名思惟的研討將會加倍專精和深刻，同時可以預見，將來必定會對中國現代政治思惟史格式的改變產生影響。

 

華東師年夜的茍東鋒傳授也一向在關注中國現代名思惟，已經出書了兩部專著《孔子正名思惟研討》[茍東鋒：《孔子正名思惟研討》，上海國民出書社，2016年。]、《名教與名學——儒家價值幻想的實踐機制研討》[茍東鋒：《名教與名學——儒家價值幻想的實踐機制研討》，商務印書館，2023年。]。假如說，先秦時期，“名”還是各家各派的配合話題，那么到了漢代以后，“名”幾乎成為儒家學說的專利。是以，從先秦直到平易近國以前，從孔子、孟子、荀子直到歷代儒家學者是若何討論名思惟的，這絕對是一個很是龐年夜的研討對象。這些年茍東鋒傳授在這個領域會議室出租做了大批的開拓性任務，他認為現代儒者重要從三個標的目的論“名”：一是從名言文字的層面，二是從人倫名分的層面，三是從名譽名聲的層面，他盼望構建這三者間的內在結構，使儒家名學變得更明確和系統。他提出，由孔子實質創立的舞蹈場地儒家名學在先秦以后發展為以名教為情勢的實踐形態，其基礎任務是設法使人產生踐行儒家價值幻想的品德動力。他還進一個步驟提出，“名”在中國現代思惟中的主要性被年夜年夜低估了，“名”實際上是中國哲學最主要的觀念，許多主要的命題都是通過“名”展開的，是以“名”是中國哲學的“藍本”，是以茍東鋒努力于創建“新名學”，從而使名學在新的時代煥發出更年夜的活氣。可以說，茍東鋒傳授把名學研討從哲學史思惟史的研討帶進到哲學的創構之中，從而為這門研討注進了死水。

 

總之，二十一世紀之后，名學研討范圍被年夜年夜拓寬了，“名”不再僅是知識論研討的靜止的、冷冰冰的對象，我們越來越認識到，“名”瑜伽教室在中國現代是一種火熱的、活生生的東西，“名”作為一種可以改革世界、塑造人生的強鼎力量，還有良多值得考核和探討的處所。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尤其是青年學者開始關注這個領域，研討結果正在不斷地增長。靖杰的研討，恰是在這樣一種學術史佈景下構成的，其意義和價值在于對名學領地的新拓展和對名學內涵的新詮釋。

 

我在拙著《中國現代“名”的政治思惟研討》的《結語》中曾經寫過這樣一段話：“至于《年齡繁露》和《白虎通》之名號論為什么會被創立，其內容屬于什么性質，劉劭的《人物志》為何會納進到名家之中，這些問題本書尚未檢討，留待今后的考核。”這些內容本應是中國現代“名”的政治思惟研討的主要組成部門，之所以未加考核，一方面是因為我將重心放在了先秦，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前諸子百家的名學上。另一方面，漢以后的名學顯然發生了嚴重的轉變，與經學及儒家政治形態、社共享空間會意識關系更為親密，而我在這方面的專業訓練相對單薄，是以就擱置了下來。所以當我聽到靖杰以公羊學視野下《年齡繁露》的“名號論”為主題撰寫博士論文的時候，我長短常高興的。因為這是一項後人沒有做過的任務，又是名學史研討的主要一環，假如能夠做好，對中國哲學史思惟史研討具有填補空缺的意義。在那篇博士論文中，靖杰很好地總結了漢以前與“名”相關各種思惟史現象，對《深察名號》篇文獻的性質和特征做了詳盡的考辯，對董仲舒名號論的經學基礎，對董仲舒思惟體系中“名”與“天”、心性、教化的特別關系，《年齡繁露》所見“正名”用例以及“董子辭”這一特別的年齡筆法做了周全、系統的討論，我當時就覺得受害匪淺，認為對名學研討有實質性的推動，現在靖杰在特別修正、大批充實的基礎上，出書這部專著，使得學界能夠周全清楚名學在秦漢以后出現的實質性轉變，清楚儒學思惟史中名學的位置和影響，毫無疑問具有主要的學術意義。

 

《年齡繁露》里面為什么會有《深察名號》篇？這篇獨特文章的主要性，過往幾乎沒有周全認真地探討過。董仲舒名學在中國名學史上，顯然起到承前啟后的關鍵性感化。過往以知識論、邏輯學為主線的名學研討幾乎完整不關注此文，而研討董仲舒的學者假如沒著名學史的意識，也很難懂得董仲舒為何要創作此篇，我想靖杰此書的價值就在于努力說清這一問題。如靖杰所言，可以用“正名以名義”來歸納綜合《深察名號》篇的名學主張，就是說董仲舒的“名”不僅指稱對象，也包括著“名”對對象之行為與道義的請求，那就是德性。所以“王號”與“君號”各有“五科”，即五種德性，假如缺少這五種德性，則“不全于王”“不全于君”。相應地，“諸侯”“年夜夫”與“士”之名，亦內在包括了各自的德性與職分規定。靖杰又將董仲舒的《年齡》詮釋與《深察名號》篇中“王號”“君號”、甚至“諸侯”“年夜夫”“士”之名加以互證，以進一個步驟說明《深察名號》篇為董子真篇，名號學說為貫通董子思惟與經學兩年夜領域的樞要。

 

董仲舒的名學確實很有特點，起首這是將名號理論和身分軌制結合起來的典范，我們發現孔子的“正名”重要是在探討語言以及名稱應用的主要性，就是說孔子意識到語言以及名稱應用的不嚴謹，會導致政治的混亂，這就是《論語·子路》篇“必也正名乎”的要義地點，其最終歸節點在“故正人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正人于其言，無所茍罷了矣。”即正人需求嚴格治理本身的言行，從而使言行堅持分歧。這一點荀子做了忠實的繼承，荀子的《正名》篇請求正人對本身的“心”能夠嚴加治理，“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私心辨。”從而防止“邪說辟言之離邪道而擅作”，防止“用名以亂名”“用實以亂名”“用名以亂實”之“三惑”。而《教學場地呂氏年齡·正名》篇也對孔孟一系的正名理論做了積極回應，“名正則治個人空間，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可不成而然否則，是私密空間不是而非不非。故正人之說也，足以言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充罷了矣，足以喻治之所悖、亂之所由起罷了矣，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獲以生罷了矣。”這同樣是對政治場合中語言表達之恰當準確與否的甦醒認識。但是，我們可以明顯地發現，這條線索的正名理論和身分軌制并沒有直接的關聯，《論語·子路》篇的“必也正名”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沒有掛上鉤，將兩者視為自然相關是漢以后的工作。《荀子·正名》也沒有和身分軌制聯系起來，荀子關于“分”有大批的討論，但唯獨在《正名》篇沒有觸及。我們在《管子》《韓非子》《慎子》《尹文子》、馬王堆帛書《黃帝四經》等黃老道家、法家的著作中，卻可以發現大講座場地批的把身分和名分關聯起來的論述。值得留意的是，《呂氏年齡》既從語言與名稱應用的角度討論了“名”的政治感化，那就是《正名》篇，又從身分、職分、名分的角度闡述了“名”的政治感化，那就是《審分》篇，此篇說“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成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壅而愈塞也。”《呂氏年齡》同時展現這兩條“名”思惟線索，並且將其設置為前后相鄰的兩篇，顯然認為這都是“名”思惟的體現。可是《呂氏年齡》又把《正名》置于《先識覽》的最后一篇，把《審分》篇置于《審分覽》的第一篇，顯然又有決心區分的意思在里面。那么，這兩者是在何時何地由誰開始合流的呢？這還需求做大批深刻的研討，但不論怎么說，董仲舒的“深察名號”論顯然起到了關鍵的感化。

 

《深察名號》篇中，董仲舒援用了《論語·子路》篇“正人于其言，無所1對1教學茍罷了”。可見他對語言應用舞蹈場地與政治影響的關系有深入的認識。同時，他又界定了從“皇帝”到“平易近”的五種“號”，即“故號為皇帝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號為諸侯者，宜謹視所候奉之皇會議室出租帝也。號為年夜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使善年夜于匹夫之義，足以化也。士者，事也；平易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罷了。”可以看出，這分歧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不是一個廣義的社會倫理體系上的名號系統，而是年夜一統政治體制下的明確的身分規定與德性請求。所以可以說董仲舒以他獨特的方法，把《呂氏年齡》中《正名》與《審分》兩套體系融會在了一路。[《年齡繁露》中“考功名”一篇，可以說繼承的就是身分軌制意義上的名學。即君主專制體制下的當局治理系統和考察軌制。]這里面既有先秦儒家名學的影子，也有先秦黃老道家、法家名學的影子。

 

如魏際昌所言，先秦各家的名學最終都可以歸結為訓詁學。[曹峰：《通過訓詁談“名學”：魏際昌的“名學”研討》，《諸子學刊》第26輯，2023年5月。]在《深察名號》篇中，我們也可以看到訓詁學的痕跡，例如他詳細地列舉了“王”的含義，“深察王號之年夜意，此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是故王意不普年夜而皇，則道不克不及正派而方；道不克不及正派而方，則德不克不及匡運周遍；德不克不及匡運周遍，則美不克不及黃；美不克不及黃，則四方不克不及往；四方會議室出租不克不及往，則不全于王。”此外，“士者，事也；平易近者，瞑也”也是類似的表達。可見在董仲舒這里，“名”并不是隨人的主觀意志可以隨意發揮、制訂的對象。必須起首通過嚴格的語言審定，可以說這是對先秦名學基礎特征的尊敬。當然這種名稱審定也有著深入的政治意義。年齡公羊學看上往是一種儒家政治思惟，但其實質是經學，經學的基底歸根結底是語詞訓詁，董仲舒之所以有其獨特的“辭法”與“辭論”，歸根結底又是對先秦名學的尊敬和繼承，所以假如我們說是先秦名學塑造了董仲舒的思惟特征，生怕也不算夸年夜。

 

在前人心目中，名不僅僅是一個指事符號，而是對事物性質的掌握。把握了名，就把握了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從而可以預判對象最終的結局。是以中國現代曾經有過極為發達的人名物名忌諱。[參見曹峰：《中國現代“瑜伽教室名”政治思惟史研討》上編第一章“關于‘名’的政治忌諱”。]這恰是董仲舒要在這篇文章中年夜講特講“性”的緣由吧，“性”與“名”的關系，可以說是先秦名學的關鍵，公孫龍個人空間子、惠施、墨辯等典範的“知識型名家”，雖然未必應用“性”字，但他們討論的問題無不在于“名”可否準確地掌握物性。《荀子》也論及“名”與“性”的關系，但并不詳盡。而董仲舒則對此問題有了更為豐富的討論，董仲舒所述“名”與“性”能夠直接上承中國現代對于名可以掌握事物性質的崇奉。所以《深察名號》論起首提到：“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為名。名者，圣人之所以真物也。”然后就開始年夜段描寫談“性”的問題，應該說這不是偶爾的。《深察名號》同時提到，《年齡》在“辨物之理，以正其名”上恰好是最為較真的。這樣《年齡》在名學上就具有了權威位置。

 

那么“名”來自于何處呢？董仲舒也說的很明白，來自于天。“名”的來歷，在《深察名號》論之外的傳世文獻里面很少談及，僅僅在《老子》首章里面提到“無名”“著名”同出于“道”，《鹖冠子·環流》的宇宙天生論里面，提到“名”來自于“一”和“氣”。現在我們通過出土文獻發現，前人對這個問題有著很深的興趣，上博簡《恒先》和《鹖冠子·環流》一樣，在一個以“恒先”以及“或”與“氣”為起點的天生過程中，把“名”嵌進到了天生環節之中。馬王堆帛書《黃帝四經·稱》也說“有物將來，其形先之。建以其形，名以其名。”可見道家從形而上的角度，對于“名”的由來以及“名”的感化有認真的思慮。關于“名”和“天”的關系，僅在郭店楚簡《語叢一》中可以看到“有天有命有物著名”的說法，《語叢一》的性質較難斷定，學界年夜多認為這是一部帶有儒家傾向的語錄，假如是儒家的文獻，那么看來儒家也對“名”的來源有過摸索。不論怎樣，董仲舒一方面繼承了這些說法，另一方面也借此將“名”納進了他以天為最高本體的思惟體系之中。

家教 

近年公布的清華簡《五紀》對我們懂得董仲舒的名號論也有很年夜幫助，清華簡《五紀》描寫的是以“后”為代表的現代圣王在使全國由年夜亂到年夜治時，所做的種種重建世界格式和次序的任務，這個世界格式很是龐年夜，六合人鬼均在其間，“后”所做的一項主要任務就是為他們設置名號。人所面對的宇宙存在著一個宏大的鬼神體系，六合日月星斗無不代表神靈，神靈的名號各自分歧，德性各自分歧，祭奠的時間也各自分歧。“凡群神之號：天其號曰蒼皇，高畏，上甲有子。地其號曰降魯，天合有土，上甲有戌。四荒同號曰天荒，有光司晦，上甲有申。四冘同號曰天冘，行猶有倫，上甲有午。四柱同號曰天柱，建安有常，上甲有辰。四維同號曰天維，行看四方，上甲有寅。東司同號曰秉禮，司章，元辰日某。南司同號曰秉信，司時，元辰日某。西司同號曰秉義，司正，元辰日某。北司同號曰秉愛，司度，元辰日某。四維同號曰行星，有終，日某。南門其號曰天門、天啟，建正，秉信位順及擺佈征徒，日某。斗極其號曰北宗、天規，建常，秉愛，匡全國，正四位，日某。”可想而知，活著界格式的重建中，名號系統的由誰設立、由誰把小樹屋握是一件極為主要的工作，這也應該是現代名稱忌諱的主要組成部門，而董仲舒所要深察的名號，無須置疑也是這一類關乎國體的最基礎年夜事。董仲舒很有能夠清楚《五紀》這一類闡述天道的文獻，同時受其個人空間影響，在其天道體系中，也必定會參加名號的內容。依照這一思緒，再往翻檢傳世文獻一些我們所忽視的處所，或許可以讀出新的深意，如《國語·魯語》說“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平易近共財”，《年夜戴禮記·五帝德》所謂“使禹敷土，言名山水，以和于平易近”，可以說講的都是名號系統的樹立。

 

通過上述剖析可以看出，董仲舒幾乎可以視為先秦名學的集年夜成者，先秦名學均匯聚于此，又被他提煉出一套完全的思惟體系。這里面有作為語言的“名”，其應用方式是訓詁的手腕，在保證價值取向的條件下，董仲舒將其和《年齡》經學特別的“辭論”“書法”關聯起來。這里面有效來審查物理和人事的“名”，把握了這種“名”就可以掌握事物的性質，也就是“真”。而“名”之所以有此效能，正因為“名”直接來自于“天”，獲得了最高的符合法規性保證。這里面還有代表政治身分、責任以及品德義務、名譽的“名號”，這是一套政治與價值緊密相關的符號系統，一旦樹立，就可以使名號的承擔者發揮自約束與自我治理的效能，而這恰是年夜一統后漢王朝所急需的東西，這套價值符號體系集名稱、身分、德性、名譽于一體，并以《年齡》公羊學關于名辭規范的說明作為旁證，對后世儒家中國產生了極年夜的影響，漢以后以名教治國，恰是這套價值符號體系發揮感化的體現。

 

靖杰通過考核《深察名號》文本，通過探討董仲舒名號系統的思惟淵源，通過剖析董仲舒名學和心性與教化的關系，通過闡明董仲舒“正名以名義”的過程，同時結合《年齡》公羊學特別的語言應用方式，對董仲舒的名學思惟做了周全而完全的研討，有史以來第一次搭建了董仲舒名學體統的完全構架，其學術價值值得高度確定。就像靖杰在書中說的那樣，《深察名號》篇圍共享會議室繞名號乃及心性議題的討論皆是為了奉行儒家的霸道教化張本。就名號學說自己而言，“名”是溝通天人之際的樞要，是將天道規律轉換為人性次序的東西，也是將“心”與“性”接榫到儒家教化議題的關鍵。“名”既是溝通董學中經學與哲理兩個面向的樞要，也是“天人之際，合而為一”的關鍵，其主要性不問可知。今后的董仲舒研討、漢代思惟史研討、儒學思惟史研討、名學史研討、甚至中國哲學史思惟史寫作，我認為都有需要重視和參考這些結論。

 

在董仲舒若何以集年夜成的方法周全接收先秦名學各家各派、各條線索的有效元素，若何使其名學體系有用地納進到其天道論中，從而為年夜一統王朝的政教體系服務，等等方面，我覺得靖杰還存在力不從心之處，是以在這篇序文中，結合靖杰的研討，談了一些本身的設法。但無論若何，靖杰今朝所做的任務已經值得予以高度評價，也等待靖杰能夠在今后的研討中作出更多主要的學術貢獻。

 

曹峰

 

2023年12月4日于中國國民年夜學

 

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