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堯與儒家思惟的淵源
作者：韓星
來源：《華夏文明研討》2016年第1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七月初九日乙丑
耶穌2016年8月11日
內容撮要：帝堯是儒家思惟最主要的源泉之一。陶寺遺址已基礎確認就是堯都，其出土文物參照現代文獻可以看到帝堯時代已經具備了文明社會的一切要素，具備了晚期國家的基礎標志。帝堯德性高超，效法天道，公平無私，是仁君的典范。作為圣王其好事卓越：禪讓帝位，選賢任能，諫鼓謗木，中道政治，伐亂禁暴。儒家祖述堯舜，為政以德，為國以禮，德政合一，全國年夜同，不偏不倚，道統傳承，都與帝堯有關。明天研討帝堯，對于講明白儒家思惟的來源與內涵，重構中華平易近族的價值理念，具有主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帝堯/陶寺遺址/德性高超/好事卓越/儒家思惟/淵源
要追溯儒家思惟的淵源，必定要上溯到堯舜禹這些現代圣王。帝堯是三皇五帝中的五帝之一，在中國文明史上，他的位置很高，是孔子與歷代儒家學者最為推重的現代圣王之一，也是儒家思惟最主要的源泉之一。
一、陶寺文明與帝堯
帝堯，也稱唐堯，姓伊祁，一說伊耆，號陶唐氏。傳說帝堯是帝摯之弟，帝嚳次子，初封于陶，又封于唐，年輕時以擅長制作陶器而遠近聞名，故有全國之號為陶唐氏，其號曰“堯”，史稱為唐堯。古稱“唐”的地名至多有三處，諸如河北之“唐”、太原之“唐”、山西晉南之“唐”。山西晉南之“唐”即《史記·晉世家》說“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帝王世紀》云：“堯都平陽。”《括地志》說：“今晉州所理平陽是也。”“堯都平陽”之地，即今臨汾一帶。
20世紀50年月以來，在這一帶發現了陶寺遺址。陶寺遺址位于襄汾縣東北年夜約6.5公里處陶寺鎮南側的塔兒山下，總面積約600萬平方米。該遺址發現于20世紀50年月，1978～1985年連續發掘，2001～2004年作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子課題再次進行勘探和發掘。中國現代文明的來源和構成經歷了漫長的過程，經過了文明原因由量變到質變的不斷發展，到這個時候在這個處所才構成具有中華文明進步特征的晚期文明。普通把國家構成作為人類進進文明階段的標志。對于國家的構成標志，一些學者提出其標志應當包含文字、城市、年夜型禮儀性建筑以及青銅器等。而陶寺遺址初步具備了這些文明原因，並且能夠代表中國現代文明的巫文明、祖先崇敬、禮樂軌制等也起始于這里。蘇秉琦師長教師說：“年夜致在距今4500年擺佈，最先進的歷史舞臺轉移到晉南。在華夏、南方、河套地區文明以及東方、東南邊古文明的交匯撞擊下，晉南興起了陶寺文明，它不僅達到了比紅山文明后期社會更高一階段的‘方國’時代，並且確立了在當時諸方國群中的中間位置，它相當于古史上的堯舜時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現的最早的‘中國’，奠基了華夏的基礎。”李元慶說，在中國文明來源的歷程中，“作為帝堯陶唐氏文明遺存的陶寺文明構成一座偉年夜的歷史豐碑：它是中國正式踏進文明社會的界碑石，也是中華平易近族的主體華夏平易近族集團正式構成并由此不斷推進文明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奠定石”[1]a,b146。2015年4月15日在山西省臨汾市開幕的堯文明暨德廉思惟研討會上，王巍研討員在總結報告中說：“陶寺文明已經進進必定文明階段，應該說通過了一系列的發現，獲得了關鍵性的證據。國都、宮城、宮殿、年夜型的王的墓葬、地理設施，尤其是禮儀軌制，已經構成金小樹屋字塔式的結構，已經出現了王權，並且不斷強化，這些方面讓我們有信念、有掌握地宣稱：陶寺遺址已經進進了文明時代。”所以他宣布：“陶寺就是‘堯都平陽’已成定論。”[2]何駑研討員說：“綜合來看，陶寺就是文獻中所說的‘堯都平陽’。‘堯舜禹傳說時代’不是傳說，而是真實存在的信史。”[3]王震中研討員認為，唐堯最後居于今河北唐縣一帶，然后自北向南遷移，半途經過晉中太原，最后建都平陽。“陶寺”與“堯都”在時空、龍崇敬、陶寺觀象臺遺址與文獻地理歷法，以及文明發展高度等方面相吻合。王震中說：“從以上四方面的吻合可以推定，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的陶寺都邑遺址屬于帝堯的國都。”[3]李伯謙傳授在研討會上說：“陶寺就是堯都，值得我們驕傲。”[4]我們有責任宣揚堯文明，讓一切人都了解堯都就在陶寺。2015年6月1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舉行“山西·陶寺遺址考古結果新聞發布會”，初步提醒出陶寺遺址是中國史前效能區劃最完備的國都，它由王宮、外郭城、下層貴族棲身區等構成。興建與應用的時代為距今4300～4100年。從王族墳場出土有隨葬陶鼓、石磬、銅鈴等禮樂器，表白史上最早的禮樂軌制已構成，尤其是特磬、鼉鼓、玉圭對后來夏商周三代的禮器組合產生了深遠影響。而出土的彩繪龍盤、陶鼓、玉鉞、玉戚等則能夠是代表王者位置的禮器。此中，彩繪龍盤的圖案被學者公認為華夏地區最早的龍抽像。從發掘的1300余座墓葬看，陶寺墳場存在明顯的金字塔式等級結構，反應出當時社會的等級已很明顯，充足說明了社會的復雜化水平和文明化進程。一系列的考古證據鏈表白，陶寺遺址在年月、地輿地位、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所反應的文明水平等方面，都與堯都的歷史記載這般契合。后世歷史文獻記載、當地平易近族志資料、地名甚至方言等，也都指向堯都在臨汾一帶。所以，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陶寺遺址很有能夠就是堯的國都[5]。當然，陶寺遺址能否為堯都學界還有分歧認識和疑問，如許永杰傳授說：“假定陶寺是國都的話，假如必定要我說是誰的國都，我也傾向于是堯都，但也只能是晚期能夠是堯都。”[6]許永杰提出，“陶寺遺址是堯都”立論基礎還存在著諸多疑問：“我不反對說它‘是’，但我反對把它說成‘必定是’。因為立論的基礎是有疑問的。用有疑問的基礎資料來得出確定的認識，這不可。現在必定要把它說逝世了，生怕不當，學術這東西是不克不及著急的。”[4]
假如陶寺確實就是堯都，那么我們從陶寺遺址出土文物參照現代文獻就可以看到帝堯文明的一些特點，如1978年出土的彩繪蟠龍紋陶盤。這種彩繪龍盤比較罕見，多在年夜墓中出土，且每座墓中只要1件，規格極高。據《竹書紀年》記載，堯母慶都感于赤龍而生堯，堯曾夢攀天而上。這與陶寺出土的龍盤可以對應，成為證實陶寺就是堯都的主要器物之一。早在8000年前的遼河道域就已出現了龍的抽像，在五六千年前的紅山文明中就已初步構成了對龍的崇敬，但那時的龍僅被人們視為吉利神獸，只要到了陶寺文明時期，龍才成為王權和國家的標志或實物象征。蘇秉琦說：“陶寺年夜墓所出彩陶龍紋陶盤、鼉鼓、共享會議室特磬之屬，頗帶‘王氣’。”[7]69李元慶就此發揮說：“也就是這些器物屬于‘王者’之器，顯示出‘王者’的氣象；並且蟠龍圖案被賦予了更高度抽象性意義，是作為象征王權族徽出現的王者之器。由此，龍即成為數千年以來中國歷代帝王的象征物，他們莫不自詡龍的化身而稱‘真龍皇帝’，億萬華夏平易近族也由此而號稱‘龍的傳人’。”[8]陶寺年夜墓出土有鼉鼓8件、土鼓6件，還有特磬、銅鈴以及陶塤等樂器。特別是銅鈴為中國歷史上迄今所見的第一件金屬樂器，這標志著中國音樂文明主要內涵“金共享會議室石之聲”的來臨。結合文獻記載，帝堯時期已有了較為完備的樂舞，《風俗通義·聲音》載：“堯作年夜章，舜作韶。”鄭玄注：“堯樂也，言堯德章明也。”《呂氏年齡·古樂》也說：“帝堯立，乃命質為樂。”陶寺遺址灰坑中還發現了一件破損的陶制扁壺，上有類似毛筆書寫的兩個文字，成為比甲骨文還要早的文字。諸多專家學者從多個角度對這兩個字進行了詳盡考證，認為一個為“文”字，另一個則有“命、易家教、堯、邑、唐”多種釋讀，何駑認為是“堯”的初字，即“壘土為垚，垚者，高也”，“堯”字的本意即為樹立在黃土高塬(兀)上的高峻夯土城墻(垚)。“文堯”二字在扁壺上出現，是唐堯后人對其回想的稱謂。陶寺遺址出土的玉圭、玉璧、玉琮、玉鉞等禮器，都是“王”之重器，是位置、成分、權力和財富的象征物，成為維護社會統治的“禮制”的主要組成部門[9]。陶寺遺址還發現了觀象臺，證明了《尚書·堯典》記載的“歷象日月星斗，敬授平易近時”的真實性。多年來，經地理學家和考古學家實地觀測，觀象臺東11號縫從夯土臺基芯看似一個門，從這里可以看到冬至至農歷四月二十六日、農歷八月十四日至冬至的日出，站在夯土臺基芯上可以舉行迎日儀式，吻合了《尚書·堯典》中記載的“寅賓出日”形態。《尚瑜伽場地書·堯典》中的“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的回歸年長度，就是通過觀象臺觀測日出方位和圭表測量正午日影兩種方式獲得的。據《尚書·堯典》記載，帝堯時代地理學已非常發達，而地理歷法被認為是政權的象征，所以堯禪位于舜時說“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舉行禪讓典禮時，堯要把地理儀器親自授給舜[10]。所以，陶寺遺址考古結果表白，距今4300年之前，臨汾陶寺已經構成了一個早于夏王朝的政治權力中間，構成了一個具有金字塔式社會結構、有必定分布范圍、擁有公共權力、工官治理手工業、彩繪陶藝術、應用文字的初期文明社會[11]。這些都成為證實堯都的主要依據，也為我們研討帝堯文明供給了最新的證據。李伯謙傳授對陶寺文明給予了初步的定位，認為“陶寺文明以陶寺遺址為代表的這些遺存，它呈現出來的面孔已經超出了‘古國’階段的那個特點，而進進了‘王國階段’，所以我說陶寺遺址代表的是華夏地區最早進進‘王國階段’的第一個王國……所以陶寺是最典範的崇尚軍權和王權的代表”[4]。由此，可以進一個步驟確定“陶寺文明”已經具備了文明社會的一切要素，具備了晚期國家的基礎標志，這對探討中華文明來源和國家的構成，以及儒家思惟的淵源具有主要的意義。
二、德性高超
堯(堯)，古義是高的意思。《說文·垚部》：“堯，高也。從垚，在兀上，高遠也。”《白虎通·號》：“謂之堯者何？堯猶嶤嶤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游博衍，眾圣之主，百王之長也。”《風俗通·皇霸》：“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超也。”《禮記·謚法》曰：“翼善傳圣謚曰堯。”
帝堯號陶唐氏，《說文解字》：“唐，狂言也。”《白虎通·號》解釋為：“唐，蕩蕩也。蕩蕩者，品德至年夜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全國有道，人皆樂也。故《論語》曰：‘唐、虞之際。’”
帝堯德性高超，《尚書·堯典》序云：“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全國。”孔傳曰：“言圣德之遠著。”《尚書正義》云：“‘圣德’解‘聰明文思’，‘遠著’解‘光宅全國’。”又云：“言舊日在于帝號堯之時也，此堯身智無不知聰也，神無不見明也。以此聰明之神智足可以經緯六合，即‘文’也；又神智之運，深敏于機謀，即‘思’也。‘聰明文思’即其圣性行之于外，無不備知，故此德充滿居止于全國而遠著。”註釋開始即瑜伽教室云：“稽古帝堯，曰放勛，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高低。”“欽明文思”是帝堯的四種德性，馬融注云：“威儀表備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六合謂之文，品德純備謂之思。”鄭玄注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六合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蔡沈《詩集傳》卷一：“欽，恭順也；明，透明也。敬體而明用也。文，文章也；思，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安，無所勉強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于天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呂祖謙《東萊書說》也說：“散而在外則為文，欽明之發見也；蘊而在內則為思，欽明之潛蓄也。文、思、表、里之謂。”這四個方面都是堯帝恭行在身之德，故謂之“四德”。堯有四德，不是勉強，而是出于天然天性，即《孟子·盡心下》所說的“堯舜，性者也”，正因為這樣，帝堯有四德且能躬行踐履此四德，故《尚書·堯典》上面緊接著說“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高低”，孔安國傳曰：“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滿四外，至于六合。”《正義》云：“言堯既有敬明文思之四德，又信實、恭勤、善能、推讓，下人愛其恭讓，傳其德音，故其名遠聞，旁行則充滿四方，高低則至于六合。”
孔子說：“年夜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年夜，唯堯則之。蕩蕩乎，平易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勝利也，煥乎其有文章!”(《論語·泰伯》)皇侃義疏：“此美堯也。云‘年夜哉堯之為君也’者，為禪讓之始，故孔子嘆其為君之德年夜也。云‘共享會議室巍巍乎唯天為年夜唯堯則之’者，則，法也。言天德巍巍，既高且年夜，而唯堯能法而行之也。所以有則天之德者，夫天道無私，唯德是興，而堯有天位禪讓舜，亦唯德是興，功遂身退，則法天而行化也。”又引王弼云：“圣人有則天之德，所以稱‘唯堯則之’者，唯堯于時全則天之道也。”曹睿《葬漢獻帝詔》曰：“仲尼盛贊堯舜巍巍蕩蕩之功者，以為禪代乃年夜圣之懿事也。”(《三國志·魏書·明帝紀》裴松之注引)朱熹《集注》也說：“言物之高峻，莫有過于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成以言語描述也。”這說明孔子之所以贊美堯，是因為他能夠效法天道，他德性廣年夜，并集中體現在至公無私，把皇帝之位傳舜而不傳子，開創了上古禪讓政治的先河。臺灣學者韋政通傳授說：
自朱熹以來，普通的注解，都將重點放在“則之”上，“之”指上文的“天”，“則之”言堯之德能與天準，對“天”自己無所解，須經由堯之德推想“天”應該舞蹈教室是品德意義的天。堯是孔子心目中最偉年夜的圣王，相傳中堯最偉年夜的事跡是禪讓，即此而言，堯所則之天，應該不是泛說的德天，而是周人將天命觀轉變以后的公平無私的天。這樣的解釋如能成立，那么，“則天”之“則”，就不是準則義，而是法則義。也就是說，堯取法于天的公平無私而行禪讓。[12]106可見，堯效法天道，德性廣年夜，公平無私，是他行禪讓政治的品德基礎。
郭店楚簡《唐虞之道》認為：“禪也者，上德授賢之謂也。”就是說，堯舜禪讓的緣由在于尚德。堯之所以能做到“禪而不傳”，是因為他能“利全國而弗利也”，一種不以全國為己私的美德。堯認為全國是全國人的全國，而非帝王個人的全國。
這種美德的最基礎是仁，堯于是被歷代的人們視為仁君教學的典范。《唐虞之道》謂堯“仁之至也”，表現了堯有至上的品德修為。在《年夜戴禮記·五帝德》中孔子贊揚堯帝“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看之如云；富而不驕，貴而不豫”。《孔子家語·五帝德》也有文字接近的說法：“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看之如云。富而不驕，貴而能降。”意思差未幾，都是說帝堯有如天的仁愛，如神的聰明；他雖然位高權重，卻與蒼生親近，平易近眾接近他就像太陽一樣溫熱，瞻仰他就像云彩普通絢麗；他富有而不驕縱，尊貴而不逸樂。這顯然是孔子贊美他有如六合一樣的德性，有醜化的成分，是針對當時全國無道，為亂臣賊子樹起了一個正面抽像以警惕之。
帝堯心懷全國，同心專心為平易近，奉行仁義，德性廣被。《說苑》卷一《君道》載：“堯居心于全國，加志于窮平易近，痛萬姓之罹罪，憂眾生之不遂也。有一平易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冷，則曰此我冷之也；一平易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平易近勸，不罰而平易近治。先恕而后教，是堯道也。”
帝堯還有其他美德，如勤儉、樸素。《韓非子·五蠹》：“堯之王全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麂裘，夏季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于此矣。”堯作為一個君王，住的、吃的、穿的并沒有什么特別優厚的待遇。
由于帝堯好事高貴，后人常用“堯天”“堯天舜日”稱頌帝王大德和承平亂世。也由于相傳帝堯壽一百十六歲，因以“堯年”贊頌白叟益壽延年。還將“堯天”“堯年”作為專稱頌天子功高長壽之辭。“堯天樂”也是贊頌之詞。
三、為政之道
(一)圣王好事
堯在位時，正值洪水泛濫，蒼生苦楚不勝。《尚書·堯典》載：“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水勢浩蕩，奔騰呼嘯，淹沒山丘，沖向高崗，迫害全國，平易近不安居。《孟子·滕文公上》：“當堯之時，全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于全國。草木暢茂，禽獸滋生，五谷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于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史記·五帝本紀》：“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平易近其憂。”除了水災，其他災禍也相繼發生。《淮南子·本經訓》云：“逮至堯之時，旬日并出，焦禾稼，殺草木，而平易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年夜風、封豨、修蛇，皆為平易近害。”帝堯滿懷憂患，征詢四岳的意見，問誰可以管理水災，四岳推薦了鯀。堯覺得鯀這個人靠不住，經常違方命令，還迫害本族的好處，不適宜承擔這項主要的任務。可是四岳堅持要讓鯀試一試，說實在不可，再免除他的職務。于是堯錄用鯀往管理水災。鯀冶水九年，毫無功績。故又升引舜繼起勵精圖治。作為圣王其好事卓越：禪讓帝位，選賢任能，諫鼓謗木，中道政治，文武之政，堯天舜日，承平亂世。可以說，帝堯既有倫理品德方面的幻想人格，又是治國平全國的為政典范。《尚書·堯典》說堯“克明聚會場地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交流睦，平章蒼生。蒼生昭明，協和萬邦”。這可以說是其好事的周全表述，與后來儒家《年夜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全國一脈相承。“克明俊德”，孔傳：“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孔穎達疏：“鄭玄云，俊德，賢才兼人者。”章太炎則認為“俊德”為馴德即順德，“克明俊德”是講孝道的。“能明孝道，故能親九族也”[13]50。帝堯具有古昔圣王完善的人格，是為政的典范。
(二)禪讓傳統
《尚書·堯典》載有堯舜禪讓，郭店楚簡《唐虞之道》極力推重堯舜禪讓，謂：“唐虞之道，禪而不傳。堯舜之王，利全國而弗利也。禪而不傳，圣之盛也。利全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禪位于賢人而不傳其子，體現了全國為公的圣仁境界。戰國楚竹書《容成氏》《子羔》都極力推重尚賢禪讓。《容成氏》重要內容是述古“帝王”事，由傳說之容成氏起，至周武王代殷而終，記古“帝王”二十余人，認為夏商周三代以前皆行禪讓，除堯舜禹而外，還講到許多古“帝王”禪讓之事，如“盧氏、赫胥氏、喬結氏、倉頡氏、軒轅氏、神農氏、臛氏、臜臽氏之有全國，皆不受其子而授賢”(第一簡)，特別講到“堯乃為之教曰：‘自進焉，余穴窺焉。’以求賢者而讓焉。堯以全國讓于賢者，全國之賢者莫之能受也。萬邦之君皆以其邦讓于賢”(第十簡)。《子羔》篇也重要是談堯舜禪讓的。簡文記孔子語曰教學場地：“昔者而歿世也，善與善相受也，故能治平全國，平萬邦。”(第一簡)關于這些古“帝王”禪讓之事，不見于傳世文獻，真實性若何有待考證。可以看出，儒家重視禪讓是因為禪讓是圣王政治實踐，體現了全國唯有德者居之的美妙幻想。
年齡戰國時期，思惟活躍，百家爭鳴。對于堯舜的禪讓，各家提出各自的見解，作出分歧的解讀，借以表達各自的思惟。
儒家從中解讀出天命、品德、人心。《論語·堯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此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孟子·萬章》更是借老師孟子與學生萬章間的對話來討論“禪讓”的意義：
萬章曰：“堯以全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皇帝不克不及以全國與人。”
“然則舜有全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罷了矣。”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皇帝能薦人于天，不克不及使天與之全國；諸侯能薦人于皇帝，不克不及使皇帝與之諸侯；年夜夫能薦人于諸侯，不克不及使諸侯與之年夜夫。昔者堯薦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平易近而平易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罷了矣。”
曰：“敢問薦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平易近而平易近受之，若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蒼生安之，是平易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皇帝不克不及以全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全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聚會場地。夫然后之中國，踐皇帝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太誓》曰：‘天視自我平易近視，天聽自我平易近聽’，此之謂也。”(《萬章上》)
堯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于畎畝之中，后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萬章下》)從文字上看，《孟子》基礎上是本于《尚書》而有發揮，提醒了“禪讓”背后的天命和平易近意，這是接著《論語·堯曰》堯對舜說“天之歷數在爾躬”進一個步驟發揮的，說明禪讓是天意和平易近意的體現，這就強調了政治行為的形而上基礎和民氣向背。
荀子說：“堯讓賢，以為平易近”，“堯授能，舜遇時，尚賢推德全國治。”(《荀子·成相篇》)
司馬遷對堯舜禹禪讓表現認同，把堯舜禪讓列為《史記》之首，是經過沉思熟慮的，是要以此奠基為中華平易近族前進的邪道。他說：“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觀馴，薦紳師長教師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年齡》《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于他說。非好學沉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1對1教學本紀》書首。”這樣，我們就可以清楚，在他眼里，現代圣王最年夜的德性莫過于全國為公，而堯舜禪讓是對全國為公的具體實踐。
若何認識禪讓？我認為禪讓是一種古典平易近主制。
起首，“候選人”是通過平易近主推薦初步確定的，《尚書·堯典》載：“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師錫帝曰：‘有鰥鄙人，曰虞舜。’帝曰：‘俞，予聞。若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其次，“候選人”要通過各種各樣的考核、考驗，對其操行與才能進行長時間而周全的考察和鑒定。擬定為帝位繼承人后，還讓其攝政鍛煉以進一個步驟考核。《唐虞之道》曰：“古者堯之與舜也，聞舜孝，知其能養全國之老也；聞舜弟，知其能嗣全國之長也；聞舜慈乎弟□□□□□□為平易近主也。”此三“聞”，即包括了訪查和考驗諸過程。《史記·五帝本紀》對此記載發揮解說：“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遍進百官，百官時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堯使舜進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為圣。”
再次，“候選人”的“當選”是合適平易近意也即天意的。當上一代君王去世，全國守孝三年后，將政權還于上代君王的親子——習慣上的繼承人，之后根據平易近意所向確定真正的下一代君王。《史記·五帝本紀》這樣寫道：“堯知子丹朱之不肖，缺乏授全國，于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全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全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全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全國。”堯逝世之后，蒼生很是悲哀。三年之內全國不舉樂，以依靠對堯的哀思。堯雖然讓位于舜，舜卻不願即位，讓位于堯子丹朱，本身避于“南河之南”。可是，“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舜說：“這是天意啊!”于是即位為皇帝。平易近意即天意，與《尚書·泰誓中》“天視自我平易近視，天聽自我平易近聽”可以彼此印證。
最后，禪讓制體現了尚德授賢、有德者居位的觀念，郭店楚簡《唐虞之道》：教學場地“禪也者，上德授賢之謂也。上德則全國有君而世明，授賢則平易近舉效而化乎道。不禪而能化平易近者，自生平易近未之有也。”就是說，堯舜禪讓的緣由在于因德而授賢，皇帝之位應該是有德者居之。
金景芳說：“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這是孔子的話，見于《孟子·萬章上》。這句話的觀點同上述‘年夜同’‘小康’的觀點是分歧的，都正確地反應了歷史事實。‘禪’是平易近主選舉，‘繼’是世襲繼承。禪、繼的分歧，正反應兩個歷史時代的分歧。”[14]48
(三)選賢任能
帝堯訪納賢能，選賢任能。《淮南子·齊俗訓》將堯時全國年夜治歸結于堯之得人：“故堯之治全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年夜田師，奚仲為工。其導萬平易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皋織網，陵阪耕田，得以一切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眾。譬若播棋丸于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高低焉!”帝堯善于選賢任能，是霸道政治的典范。《說苑》卷一《君道》載：“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夔為樂正，倕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皋陶為年夜理，益掌驅禽，堯體力便巧不克不及為一焉，堯為君而九子為臣，其何以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全國，是故知人者霸道也，知事者臣道也，霸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全國治矣。”帝堯之元勳九人，可謂人才濟濟。是以，天下昇平，風調雨順，蒼生安居樂業。
(四)諫鼓謗木
堯能夠奉行氏族平易近主，置諫鼓，立謗木，鼓勵國民批評議政。《淮南子·主術訓》：“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東漢高誘注：“欲諫者擊其鼓。”帝堯在宮門口設置“諫鼓”，誰有興趣見或建議，都可以擊鼓造詣高深，當面提出來。《后漢書》卷五十四《楊震傳》：“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于朝。’”也有說堯立謗木的。晉崔豹《古今注·問答解義》：“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舞蹈教室曰：‘今之華表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若花也。形似桔槔，亨衢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秦乃除之，漢始復修焉。’”是說堯能夠奉行氏族平易近主，立“謗木”于路況要道，供人書寫諫言，針砭時弊，以表現王者能夠納諫。秦行專制而撤消，漢代又開始修復應用。由此可以看出帝堯的平易近主風范。總之，通過“諫鼓”和“謗木”，堯舜鼓勵國民提出批評和建議，便能聽到分歧的聲音，清楚全國蒼生想什么、要什么，了解本身政事的缺乏，再加以改進。這樣讓蒼生說話，聽蒼生批評，采納蒼生的意見、建議，為執政者開辟了一條下情上達的渠道。“諫鼓”就演變成后世官衙門外一側設立的“堂鼓”，老蒼生有冤情，有冤無處申，便到這里來擊鼓鳴冤，官員聞鼓聲即要立即升堂辦案，受理蒼生的申訴。“謗木”便演變成了后世的華表，具有必定的象征、裝飾意義。至今，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兩側，還聳立著華表，即是中華遠古平易近主思惟的共享會議室象征和佐證。
(五)中道政治
帝堯為政的精華是中道政治。“允執厥中”出于偽古文《尚書小樹屋·年夜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執厥中。”偽孔傳注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此中。”人們普通謹慎地援用此說，但宋儒很是重視這“十六字心傳”，朱熹《中庸章句序》：“蓋自上古圣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于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幾也。”即認為儒家的中道思惟是道統的集中體現，來自堯舜禹。蔡沈《書經集傳序》延續并發展了朱熹的觀點：“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這就把中道與道統結合起來，從堯舜禹到商湯文武周公一脈相傳。明方孝孺《夷齊》甚至說：“圣人之道，中罷了矣，堯、舜、禹三圣人為萬世法，一‘中’也。”
“允執厥中”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允執此中”。《論語·堯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此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這是堯向舜禪讓時講的，此中的焦點思惟是“允執此中”。何晏《論語集解》引包咸曰：“言為政信執此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瑜伽場地”包咸的解釋比較簡單，是說為政者只需能夠執中，就能夠影響普天之下，天命也就能長久。皇侃《論語義疏》講得就更細了：“言天信運次既在汝身，則汝宜信執持中正之道也。”“若內執中正之道，則德教外被四海，一切服化莫不極盡也。”“若內正中國，外被四海，則天祚祿位長，卒竟汝身也。執此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可見，為政者假如能夠信執中正之道，就可以內正中國，外被四海，天命久遠。那么這么主要的“中”是怎么來的呢？是圣王對六合之中的把握和運用，機密就在後面的“天之歷數”。《尚書·堯典》說帝堯“乃個人空間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斗，敬授人時”。這里的“歷象”就是孔子的“歷數”，是講歲、月、日、星斗運行規律的地理歷法。《年夜戴禮記·曾子天圓》：“圣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斗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歷。”《中論·歷數篇》：“昔者圣王之造歷數也，察紀律之行，觀運機之動，原星斗之迭中，寤晷景之長短，于是營儀以準之，立表以測之，下漏以考之，布算以追之，然后元首齊乎上，中朔正乎下，冷暑順序，四時不忒。夫歷數者，先王以憲殺生之萌而詔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不掉其業者也。”帝堯恰是在對歷數的觀察研討中掌握了中道，教學場地并運用在為政上，構成了中道政治的傳統。陶寺遺址發現觀象臺、圭尺等，證明了《尚書·堯典》記載的“歷象日月星斗，敬授平易近時”的真實性，也是對帝堯中道政治的最好注腳。考古學家通過對陶寺圭尺、玉琮游標的研討，認為“陶寺圭尺、玉琮游標構成完全的‘中’。‘中’是西周之前甚至史前時期對圭尺的稱謂。圭尺以其測晷影制訂歷法以及地理年夜地測量效能，被作為象征王權的權杖，故而把握權柄稱為‘允執此中’”[15]。
(六)伐亂禁暴
一些文獻資料除了贊揚帝堯的品德品質，又講了帝堯征討南蠻、興利除害、伐亂禁暴的事跡。《年夜戴禮記·五帝德》：“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舉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平易近治之。流共工于幽州，以變北狄；放兜于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其言不貳，其行不回，四海之內，船輿所至，莫不說夷。”《孔子家語·五帝德》也有年夜致雷同的描寫：“伯夷典禮，龍夔典樂，舜時而仕，趨視四時，務先平易近始之，流四兇而全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船輿所及，莫不夷說。”《韓非子·十過》引由余的話說：“臣聞昔者堯有全國，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所收支者，莫不賓服。”《呂氏年齡·召類篇》說：“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曾討伐過南邊的苗蠻，并親自出征作戰，使他們賓服。
《私密空間呂氏年齡·審分覽·勿躬》載：“夷羿，相傳羿為堯時善射者。堯時旬日并出，猛獸為害，羿受堯命，上射旬日，下射封豨長蛇，為平易近除害。”《淮南子·本經訓》載：“堯之時，旬日并出，焦禾稼，殺草木，而平易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年夜風、封豨、修蛇皆為平易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于疇華之野，殺九嬰于兇水之上，繳年夜風于青丘之澤，上射旬日而下殺猰貐，斷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萬平易近皆喜，置堯以為皇帝。”堯命后羿除往猰貐、鑿齒、九嬰、年夜風、封豨、修蛇這些迫害群眾的怪魔，民氣年夜快，所以擁戴他為皇帝。當然，這些都是神話，不過是稱頌堯“興利除害，伐亂禁暴”的意思，其實是推重帝堯安邦治國有道，不單武功昌明，並且武功赫奕。是以，帝堯可以說是武功和武功俱臻美備的一代圣王。
四、帝堯對儒家思惟的影響
孔子對堯的贊美，其意義即是以帝堯作為圣王的起點，作為儒家思惟的淵源。《中庸》說孔子“祖述堯舜”，朱熹《中庸章句注》就說“祖述者，遠宗其道”，即遠宗堯舜之道。祖述堯舜，明示了儒家對堯舜時期優秀文明傳統的尊敬和傳承。《藝文類聚·人部》四載孔融《圣人優劣篇》曰：“愔情等以為圣人俱受乾坤之醇靈，稟造化之和氣，該百行之高善，備九德之淑懿，極鴻源之深閭，窮品物之情類，曠蕩出于無外，沉微淪于無內，器不是周，不充圣極。荀以為孔子稱‘年夜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年夜，唯堯則之’，是為覆蓋眾圣，最優之明文也。孔以堯作皇帝九十馀年，政化洽于民氣，雅頌流于眾聽，是以聲德發聞，遂為稱首。則《易》所謂圣人久于其道，而全國化成，百年然后勝殘往殺，必世而后仁者也，故曰‘年夜哉堯之為君’也。堯之為圣也，明其圣與諸圣同，但以人見稱為君爾。”
堯舜禹禪讓是儒家為政以德，為國以禮思惟的淵源。為政以德請求為政者本身要德性高貴，以本身的德性團結凝集臣僚和年夜眾，構成權力焦點，而不是憑借武力強迫和陰謀詭計；為國以禮以禮讓為基礎精力，而不是爭奪。孔子又年夜贊泰伯“三以全國讓”，“其可謂至德”(《論語·泰伯》)，明確地表現出孔子贊成以“讓”來改朝換代，反對戰爭爭奪、反對以“反動”手腕改朝換代的態度。
禪讓制所體現的尚德授賢，有德者居位觀念，直接啟發了儒家“年夜德必得其位”(《中庸》)的思惟，《郭店楚墓竹簡》中《六德》中提出君、臣、父、子、夫、婦“六位”，而以圣、智、仁、義、忠、信“六德”配“六位”，是德政合一，德位相配的細化。
禪讓制所體現的全國為公觀念也是儒家年夜同思惟的淵源。儒家年夜同思惟的焦點是全國為公。堯在繼承人的問題上開始有所猶豫——是傳位給本身的兒子丹朱還是禪位給舜？最終“堯知子丹朱之不肖，缺乏授全國，于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全國得其利共享空間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全國病而丹朱得其利”(《史記·五帝本紀》)。說明堯以私心戰勝了私交，將帝位禪讓給德性、才能出眾的舜，完善地體現了儒家“全國為公”的最高政管理想。所以康有為《論語注》說：“孔子志在年夜同，全國為公之世，故最尊堯舜。”郭沫若也曾說：“原始公社制的存在，資料未幾，但如唐、虞禪讓傳說，正不掉為典範的證據。這在儒家經典里是作為中國歷史的開端，而被稱為‘年夜同’之世的。”[16]10
帝堯的中道思惟也是儒家中庸思惟最早、最直接的淵源。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平易近鮮久矣!”(《論語·雍也》)對“不偏不倚”推重備至，所以劉寶楠《論語正義》對《論語》“堯曰”章注說：“中庸之義，自堯發之，其后賢圣論政治學術，咸本此矣。”現代史學家柳詒徵說：“堯舜以來，以中為立國之道，孔子祖述其說，而又加以‘時’義。”[17]238所謂“時”義即孔子把“時”與“中”結合而成“時中”思惟，《中庸》載孔子曰：“正人之中庸也，正人而時中；君子之反中庸也，君子而無忌憚也。”是說只要正人才幹遵守不偏不倚，能夠與時俱進、符合時宜，在時間維度上掌握不偏不倚。《中庸》還把不偏不倚發展為中和之道，“喜怒哀樂之未發，之謂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全國之年夜本也；和也者，全國之達道也。致中和，六合位焉，萬物育焉”，這就賦予“中和”這個哲學命題以最廣泛的意義，把中和之道進步到了宇宙本體論的高度。
中唐以降韓愈批評道佛，在《原道》中明確指出：“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而待于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命名，道與德為虛位。”韓愈提出“道統說”，開儒學講“道統”之先河。在他看來，儒家的道統雖然是由現代圣王開創的，卻是由孔、孟、荀、揚、韓等師儒所傳授和繼承的。宋明理學更是年夜倡“講座場地道統”之說，帝堯遂成為宋明儒家的精力鼻祖，價值根源。他們強調“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平易近，舜所以事君”(《近思錄》卷三《致知》)。朱熹在《答陳同甫》中就曾經這樣說道：“千五百年之間正坐這般，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于六合之間也。”這是以帝堯以來圣王小樹屋之道對秦漢以降歷史的嚴格評判。
明天我們研討儒家思惟，要講明白其思惟的來源與內涵，認識到儒家思惟具講座場地有深摯久遠的歷史傳統。要走出疑古時代，上溯到堯舜禹等現代圣王那里，重溫二帝三王的輝煌，重構古圣先賢的歷史，重建中華平易近族的價值幻想，弘揚優秀傳統文明，增強中華文明軟實力，實現中華平易近族偉年夜復興的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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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葛燦
